在历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诗歌总是少数的，而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也总是缺席的。直到第五届“中山文学奖”揭晓，西贝和她的诗集《静守百年》赫然出现在获奖名单中，我们又被澳华文学唤醒。想起黄万华先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一段话：“澳华文学的可贵就在于它没有太多地重复思乡寻根的传统信仰，也没有简单地呈现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形态。它一方面用自己的青春节拍共鸣于澳洲文化的质朴博大，另一方面也用对未知、陌生领域的探索拓展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开放性。也许，21世纪华文文学的开放意义正孕成于澳华文学那样的努力中。”西贝和她的诗歌创作，正是延续早期澳华新移民作家表述自我的方式，在远行和“静守”中默默留下他们与时代、与家乡、与中国的互动和关联，不“重复”，也不“简单”。
若以时间为脉，在抒情中寻找诗歌的叙事线索，《静守百年》是从青春絮语到中年沉思的个体言说。和许多新移民作家一样，西贝进行文学创作源于非职业性热爱，她是1991年移居澳大利亚，在获得悉尼科技大学网络技术硕士学位后，从事IT工作。因此，《静守百年》中收入的20世纪80年代写的诗歌，如《无花果熟了》（1984）、《红蜻蜓》(1985)、《蜗牛》（1985）、《河边的垂柳》（1986）、《梨树坡》（1986）、《枫叶》（1987）、《石榴的秘密》（1989）、《早春的雪》（1990）等，都只能算作新移民写作的前史。但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西贝和那个时代、和自我对话的方式——在日常景象中发掘诗意的可延展性，幻想或玄想都与特定的情感经验相关。那时的西贝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成为国内一所高校的数学老师，在“数学”之外，她也用时代特有的朦胧风，表达属于青年女性的情愫、忧郁、慨叹或思索。比如《无花果熟了》，在窗前等候妈妈的少女，安静地望着无花果的形与色，不写母亲，却让人感受到她对母亲的情深，属于舒婷式的婉约优雅；而《红蜻蜓》《石榴的秘密》等诗歌中则是说“梦”话的青春色调；在《蜗牛》中，她看到的是蜗牛没走完窄窄的边道，却被人们匆忙的脚步踏碎躯体；《夏枯草》通过身体写感觉，“在火热的骄阳下/她的心枯黄”“在光天化日下/她体无完肤”；《红蜻蜓》是带给“我”彩色梦境的蜻蜓，在“我”醒来后死去，“小小的红色尸体/像一把冰凉的剪刀/划过夏天最后的花草”，敏于人或物，生或死，即便微小如蜗牛、夏日枯草、蜻蜓。及至1990年代之后，西贝的诗歌，渐渐褪去早期单纯朦胧的气息，从情绪化到化情绪为沉思，简单纯净的诗风也转向沉郁凝重。
重要的意象，如同潜意识之梦，是走进诗人内心的符码。后青春语境中，西贝多用空间意象、“黑暗的丰腴”、幽灵、风暴等表达对存在和人生境遇的思考。比如《宁静的花园》中“蜜蜂正在挣扎/被蚂蚁团团围困”；《绿灯笼》是非写实的虚幻意象，在山崖上，绿灯笼与古藤老树同栖，山野孤寂，毁灭和再生与共：“你飞快地奔驰/驶向悬崖巨壑/飞越了理想主义的深渊”；《红蜘蛛》写一只透明的红蜘蛛被困在水晶瓶里，让“你”想起更多类似的人生“那透明的红魂/带着某种宿命的痛苦/固执留守水晶的坟墓”；《有毒的野莓》中“你”在夏天的早晨迷路；《沉醉的柠檬树》中“她的密叶和膨胀的果/在天堂的风里颤抖/她无力拒绝 也无处逃避”；《镜子》里的“你”似乎独坐宴席散去的空落花园，“你从一个深渊/走到另一个深渊”；《行人》中的狭长街道和人影也都是暗淡的，而行走和观看似乎都是虚无：“走向面孔/走向阴影下移动的花朵/走向夏天靡靡的气息/或者 走向笔直的空旷”。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迁移带来的挣扎和困顿，让抒情主体时时感受到幻灭与无力；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女性真正于社会中成长的某些境遇，让作为“她”的个体处处留意人生的孤独与悖论。
这种精神隐痛与《悬浮液》中所写的“游离的孤独”，大概到了2005年之后，才真正换了一种色调与心境，太阳、阳光、黎明、飞鸟、羽毛、溪水、春天、未来这类明亮的意象开始频繁出现，诗歌中的情绪不再低沉压抑，轻盈、温暖、超然于事和物的怡然与从容渐渐多了，诗人似乎获得了新生。比如在《陶醉》中，黄昏和音乐是和谐的，棕榈树滑落的温情可以压痛泥土，“玻璃暖房/几近完美”“饮尽最后一杯酒/陶醉 归去”。即便玄想也是如《脚印上的舞蹈》中那般走进神仙居住的山，而《沉重的往事》中心境也不再沉重，因为岁月已老，往事正在淡漠。但经年累积的平静和冷静，并不影响寻梦者每一次嘹亮的歌唱，以及穿透世事的睿智：《流放》中“你用血液燃烧/追逐风里的神话”，当唯一的真情变成谎言，“没有悲哀 也没有悔恨/只有莫名的衰老”，变化也正与不变相对，“你”在太平洋南端的绿岛遥想余生，半世情人已死，北半球来的是最后一封家书，而这一切情愁都消融于寂静的原始森森，“只有企鹅一年一度/从南极游来”。这种安之若素的豁然，不禁让人遥想南半球的春夏秋冬与生命轮回，是以怎样的方式淘洗漂泊者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
所以，还是以空间为界，重新梳理西贝的诗歌。我们看到意象跳跃处，是女性跨域经验的沉淀，越界与守望的张力正形成独特的诗语之魅，纯净、孤绝又带着隐隐的痛。那些睡在诗句里的秘密，透过地方、景象与情绪，以空间的方式，汇聚出移民者从离别故土，到落地生根之后的情感轨迹。但西贝不像典型的移民者那样表达思乡寻根，不是情深意浓到化不开、理还乱，而是如同黄万华所说的不太重复传统，但又不是不思念。家或母体以另外一种形态，成为永恒的背景和存在。比如《无根的植物》，诗人将自己的乡愁藏得极深，只是写植物的形态和状态，浓绿的青苔无根，伞菌木无根，水草亦无根，由水草-海面-海妖-水手，想到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以物言己，借想象中的美人鱼委婉表达移民者的心境。但其实，这首诗已经是极具标签性的思乡之作。《静守百年》收录的诗歌依据主题或诗感进行分辑，刻意打散时间导向，以“静寂”“身世”“风景”“草木”和“古词新韵”分为5辑，直到白话诗最后一辑“草木”的最后一首诗《告别》（1992），我们才恍然，告别不只是和原有的梦分离，从“梦的白色陵园”“走进青蓝的海”，是人生的蜕变，以此再向前看，家乡的梨树、枇杷树、柳树都只是更开阔人生的背景。而前景，是移民者迁移之后的空间场景。大海自然是首位镜像，照出异域生活百态，而行走的空间如《寂静的贝诺克尔街》中犹太人的教堂、维沃利公园，《卡西格里》的山庄、石头人，《伊利瓦拉的夜》的街道，《盆地》中的布莱阿里克塞，《阿拉伯的挪威》中马斯喀特的香料、波斯湾的战事，《罗斯维尔的露天停车场》的停车场……日常经验与身之所至的地方密切关联，这些地方不是因为原本有名称而有了身世的延展，而是因为被诗人感受、凝视成为一个个有意义的空间。加斯东·巴什拉说：“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第9页）。我想西贝并未刻意去为空间赋型，但因迁移造成的地方变换和时空切换，无形中成为移民作家空间敏感的质素。像《海边的孩子》这样的诗，是为三岁男孩在难民船翻覆溺亡而进行的悲悼，但“难民”何以就牵动了诗人的心？不只是对生命的爱怜或母性悲悯，应该还有迁移经验引发的共同感，因而个体生命的陨落，在诗歌情绪中是亿万颗心之痛，是人类共有之悲伤。
但其实，西贝并不介意时间或空间如何交错，诗歌是她在现实和想象中的“远行”与修行，与白话或古词的形式无关，日常琐细里的汉语诗意，是关于生命、生活、人生甚或人类的至深至情、哲理辩证，亦是跨界写作者以独语穿越“流浪”和“囚笼”守望文学理想的表征。从1980年代驶出的诗行，延至21世纪的当下，是个体记忆与行走的轨迹：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北方街道，到漂洋过海之后“悬浮”游离母体之后的异国“孤独”，再到当下作为后移民的情感体验与灵魂之探。情绪闪动的年代感与情感变化所折射的空间经验，又折射了新移民群体跨区域位移之后的人生境遇。如果一定要给《静守百年》刻绘抒情主体的形象，那应该就是诗歌《白杨林》形塑的白杨树，在苍然静寂的森林，阅尽一切，承受真相，沉默与黑暗都只是纵深处的瞬间，“诉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以站立和静默之深邃守护的不只是自我，表达的姿态和路径或许更重要，正如用汉语写诗，用古体写词。但并不是说西贝的诗歌就是完美的或者纯熟的，她只是用她的方式，在非汉语文化语境中“守望”自我——向内是以诗歌唤醒灵魂之痛，疼痛撕扯之后回归个体心灵之宁；向外是以静守抵抗喧哗与中心的干扰，在自己的园地用母语表述最纯粹的自我。也正因为西贝这样的远行者在边缘处“守望”，汉语从原乡出走，再回到诗与原乡，我们看到汉语诗歌实践与流播的诸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