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成语，也是一个典故，曰：江郎才尽。江郎者，南朝人江淹也，著名文学家。少年早成，即有文名，但晚年才思枯竭，大不如昔，故人谓之江郎才尽。我非江郎，本无大才，即使略具小才，亦自感才尽矣。

我一生无他爱，唯爱文学，爱诗歌，爱散文，更爱小说；写过诗歌，写过散文，写的更多的也是小说，达六部之多，二百余万言。

我最早喜欢的是诗歌，最早开笔创作的也是诗歌，那是在中学时代。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县报上发表过五言四句的豆腐块小诗，还得了两元钱的稿费，乐得忘乎所以。到了高中时代，我不断地在学校墙报上发表校园诗歌，达一二年之久，成了个小小的“校园诗人”。那时写的诗，今天看来，也不过是顺口溜、打油诗，下里巴人者也。大学之初，还一度学写过旧体诗，并曾给北京大学的王力先生写信请教过诗词格律问题，且得到他老人家的复函，予以热心指导。但我天生缺乏音韵方面的禀赋，分不清平仄，终究知难而退了。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旧体诗词已是过时的东西，明日黄花，纵使李白、杜甫、苏东坡再生，也难以振兴了；就是将他们当年的名篇佳什移到今天才发表，恐怕也引不起什么轰动，甚至也少人问津了。不过，我偶尔还写几首文言打油诗，游戏笔墨而已。而对白话新诗，我也渐渐失去了兴趣。五六十年代，我也曾喜欢过贺敬之、郭小川们的诗，但那类诗体，后来也式微了。特别是今天有些所谓的诗，云山雾罩的，我连看都不爱看，也看不懂，更不用说学写了。

大学时代，我就开始写小说了，而且还是大部头的长篇。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去安徽定远县搞了近一年的农村社教运动（亦名“四清”运动），回来后即是“文化大革命”。我是“逍遥派”，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偷偷地写起了小说，题材便是以下乡农村为背景的农业合作化。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白山黑水林海雪原的大兴安岭工作，此期间完成了一部作品，初名《英雄谱》，后定名为《山村晨曲》。我殷切希望她能出版问世，正如十月怀胎，总望一朝分娩。于是便寄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并在致编辑同志的信中说可文责自负，不料某编辑回信说，“文责自负”乃右派言论云云，顿时唬得我舌头伸出有三尺长，书自然未能出版。80年代初，我在辽宁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又开始创作起以大学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名曰《丽娃河畔》，也未能出版。我真正出版的，是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后创作的以中国现代作家生活为题材的《风流场》（工人出版社），及以大学师生为主人公的改革题材小说《静静的大运河》（大众文艺出版社）。小说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主要讲究的故事情节，表现不出太多的才气。当然也不尽然，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一部才气横溢的大才子书。

我认为，最能酣畅淋漓地表现文气和才气的是散文。散文可记叙，可描写，可抒情，可议论，十八般武艺皆可用得上，可将才气发挥到极致，唐宋八大家无不如此。故此，我也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散文，特别是在退休之后。我写的散文并不多，也并无名篇佳什，却倾尽了我的才气，或者说把我的些许才华发挥到顶点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亦可谓江郎才尽了。不过不是说今不如昔，而是说在这些散文，特别是几篇自以为较好的美文身上，呕心沥血，穷才竭智了。

我平生爱美文，也尝试着写美文。所谓美文，就是语言美、意境美、情思美的至美之文，一个“美”字了得。或华光四射，《岳阳楼记》《赤壁赋》《长江三日》是也；或秀丽柔媚，《洛神赋》《桃花源记》《荷塘月色》是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行云流水，飞光溢彩，美之极矣！

我也写出过自认为较好的几篇美文，如《月照小黑河》《胡杨啊，胡杨》《吊昭君墓》《梦断兴安》《坐床观海记》《草地赞》《凄美的落梦湖》等。我写这些散文的时候，如醉春风，如饮芳醇，如醍醐灌顶，心旌摇荡，神怡气爽，物我两忘，近似迷狂，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苏东坡曾言：“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我服膺其言，不辍为文，乐于为文，甘之如饴﹔纵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亦不悔也。

最近忽生一念，将过去写过的散文或近似散文的东西搜罗起来，编为一集，并将我自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月照小黑河》的篇名做了集名。我的全部才气、才华、才情都凝聚和绽现在了这部散文集上面，既是才尽，也是尽才了。

（摘自《月照小黑河》，陶长坤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