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选择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应该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这个来自大理的白族孩子平日沉默寡言，但我有时能在他的社交账号上读到他充满个性与激情的文字。尽管早已离开故乡，但他始终没有忘怀边地。同时他自己也是“80后”，与他的研究对象同步前行，这本书也是“同时代”批评的一个案例。
作家的代际划分是一种现代时间观念，暗示了一种年代更迭所带来的技法与观念的转移，指向对变化的认知与渴求。但是，并非在当代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就一定是当代的，后辈的作家作品也不一定就会区别或超越于前辈，这是文学的特殊性。不同于科学技术进化式的更新换代，它带有一种滞后性与恒久性叠合的特质。滞后性指的是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不同步，因为审美创造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感；恒久性指的是好的作品即便从具体事物出发，也总会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因此，这种以十年为标识的代际可能并不能明确显现出某种群体特点，但词语与概念往往具有约定俗成的效力。当媒体、专业期刊都在使用，并且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阐释时，它也便具有了实在性。
“80后”作家最初指的是在20世纪末伴随“新概念作文大赛”、互联网与商业营销策划所涌现出来的“青春文学”作家，他们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共性，带有散淡的共同体意味。但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80后”更多成为一种客观时间的标记，也就是说，尽管主观上有种种观念上的期待，客观上它却成为一种被武断抽取的时间切片，用以命名与观察特定年龄段作家们的创作与活动。在这个客观截取的时间段中，写作者们可能与时代同频共振，也可能迟滞迂回，也许有着相似的感受方式与表述形式，更也许是在纯粹偶然性中成为同时异代者。晓伟并没有纠结在代际的概念纠缠当中，事实上，他只是将其挪用过来。他很清楚所谓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与整体分享着相近的特质与资源，但因其特殊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而逐渐生发出更趋多元的写作向度。
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代际浮现的常与变”就体现出在时代共性标签中少数民族写作者的生长性，他们很多从“青春文学”起步，呈现出另一种青春的面貌，同时也逐渐探索自己的叙事结构、讲述声音与美学风格。第二章“大小乡土之间”，主要写“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处城乡变革剧烈的时代，同样感受到普遍性的“大乡土”现代性转型。“少数民族文化中对于自然万物的神性崇拜使得这些作家们与泥土的联系会更加的别致；另外，‘少数民族’身上特有的‘边地’色彩使得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有着别致的韵味……同时，在他们异域眼光的打量中，更能对古老的中华大地作出深刻剖析。”晓伟对“小乡土”的发现是有意义的。往往我们套用“乡土中国”的说法时，不自觉地会同农耕文化关联在一起，但事实上中国不仅仅有农耕文化，还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只有形形色色的“乡土”辐辏在一起，才构成一幅完整的中国文化版图。
如果说前两章主要着眼于题材，那么第三章“讲故事的人”、第四章“多维的现实”和第五章“边缘书写的活力”则着重于形式与主题。晓伟敏锐地发现，“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走出了青春成长故事和代言体的寓言写作，开始“讲故事”，“通过‘故事’的讲述也即对自己民族传统中天然神性的书写，透射出了民族志书写的雄心壮志，从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开始，最终他们将要完成的是对‘我往何处去’的解答”。这种说法不无拔高之嫌，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期许，是与作家一起寻找方向。通过文本解读，晓伟将“80后”作家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多重褶皱厘析出来，其中还有关于性别书写的独特见解，并且将目光伸展到了海外题材书写。最后还附有几位作家的访谈录，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扎实与诚恳。
本书涉及到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多达30余人，其中不乏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我参加过两届骏马奖的评选工作，其间感受到“70后”“80后”已日益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代际更替基本上到2020年已经完成。这当然是自然时间带来的结果，但也显示出“80后”少数民族作家无论从数量还是体量上来说，都已然成为一种可以独立讨论的群体。
晓伟此书的好处是没有刻意寻求某种“民族性”，而是径直从文本出发，无论他们的作品是否是少数民族题材，都一视同仁，只是将少数民族身份作为讨论对象的选取标准。这符合当代文学批评的客观性，而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狭窄化，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同时代人，面对的是同样的时空、科技、人文与生活现实。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谈论的对象中，有许多是无法“经典化”的平凡之人与平庸之作，也恰是在这样的地方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职业道德。他不仅选择那些“好”的作品，也关注那些普通的作品，唯有如此才能展示出一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文学风貌与文化生态。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卷化”问题，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和价值理念的偏狭。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与地方结合，形成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映照结构，从而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少数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血缘、族群共同体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经常出现陈腐的观念与内容。
“80后”少数民族作家多少也存在着这种“内卷化”情形，有些研究者在方法与理念上也不自觉地内卷，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晓伟采取的是当代文学通行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以此来观照“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一群体，并没有陷入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单一想象之中，从而有效规避了上述问题。他所显示出来的全面的把握、同情的理解与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地勾勒出了作家们所处的语境与位置。相信假以时日，能够对青年一代少数民族作家起到良性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