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的《诗歌植物学》是一本规模宏大的诗集，是诗人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收入诗作291首，写作时间跨度长达35年。书分三卷，第一卷咏花，第二卷咏树，第三卷则分咏入食、入药各类植物。与传统的植物诗相比，本书在主题、方法、风格、语言上都有引人注目的创新，可以说发明了一种具有鲜明臧棣特色的植物诗学，或许说是臧棣诗学，其原理是普遍的，并不限于植物诗。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诗学意义的发明上看，诗集不但在臧棣个人创作史上，而且在当代诗史上兼有标程和标高的意义。
中国传统诗歌中有咏物诗一类，作为与农耕关系最关切的植物理所当然在其中占重要一席。在这个传统中，咏物诗的功能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物在其中虽然是直接的对象，但却是功能化的，并无自己的主体性。它们主要充当表现主观情志的道具。实际上，中国诗中最为迷人的物/我关系，并不体现在咏物诗中，而在更大的山水、田园诗传统中。处理物/我关系，发现物性，并以物性矫正人性，一直是中国诗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咏物诗看起来反而像这个传统的退化。西方咏物传统中出场的主要是动物，植物出场的机会相对少得多，在有限的出场中，它们也多作为寓意的载体。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咏物诗传统中，物大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到里尔克手上，西方的咏物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试图以语言呈现“纯粹的物”，赋予物的存在以独立的意义。但植物在里尔克“咏物”时期的《新诗集》《新诗续集》中出场的机会也不多。在这些诗中，里尔克试图赋予物某种主体性，极力把诗人的主观情感排除在诗的表现之外，以压抑诗人的主体性来换取物的主体性。但正是这种压抑把我们再次带进了物/我的紧张对立中，而那个自我压抑的观察者仍然以绝对优势压倒了物。可以说，物的主体性在里尔克的咏物诗中并没有建立起来，“自我和对象的同一化”的目标也没有实现，“纯粹的物”仍然盈满审视者、观察者的主观意志和心情。
臧棣在他的植物诗中，并没有刻意去建立植物的主体性，但他笔下的植物却自然地葆有一种主体性。在臧棣的这些植物诗中，物和人始终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并由此否定了传统诗中那种人对于物的对象性关系：“你走向它们，/但它们并不是一个对象”（《岳桦树丛书》）。在臧棣笔下，植物有自己的意志，当你以它为对象，它也以你为对象；当你尊重它的意志，进入它的生命情境，它也以回应的姿态进入你的：“你朝它走去，它也会朝你走来”（《羊蹄甲简史》）。在臧棣早期的诗《房屋与梅树》《玉兰树》中，仍然残留着里尔克式的物/我模式，但在后来的诗中，这种紧张的模式消除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容、活泼、互动而富于变化的物我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的人/物关系称为“互为主体性”。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自然，离你中有我更近”（《香樟树下》）；“如果你那时曾是繁花，我便是你唯一的前提”（《繁花》）；“花中有人，人中有花，/一个怒放就能把你结合到/意志的姿态中”。这足以说明，诗人对“互为主体性”的发明非常自觉，而且视之为植物自身意志的体现。在《红醋栗入门》中，诗人说：“生活的秘诀原本就是/在平凡的场合去接触，物在风物中。”“风物”的特征就是关系。在“风物”中，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处于物与物、物与人的互动中。所以，臧棣并未追求表现“纯粹的物”，而他笔下的物却自有一种迷人的主体性。
互为主体性导向植物与人的“美妙的相看”（《蓝玫瑰》），展示了人/物关系中最迷人的一面。在这样的相看中，人与物彼此充满倾慕、怜惜的情意，互相以对方为主体，或者说互相帮助对方建立自己的主体，而人性和植物性的边界都得到了拓展：“匆匆的一瞥，它的模样/也会让你从你的身体里拎出/另一个你”（《雷公山归来，或秃杉简史》）；“每一次弯下身，/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重新看清了我是谁”（《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这种彼此成全、互相发明有力地反驳了存在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它刚刚诅咒过/一种浅薄：他人即地狱”（《巴西风铃木丛书》）。人和植物关联的最高形式是一种美妙的伴侣关系：“不同于朋友，它近于一个美妙的伴侣”（《蛇瓜协会》），而且这种关系将会生产美好的子嗣：“它们碧绿的质量摸上去/就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菠菜》）。诗集中的《椿树之死》《铁线莲协会》则是我读过的为植物写的最深情的悼诗。正是这种深情把植物从对象升华为伙伴和伴侣。实际上，这样的深情弥漫在每一首诗的字里行间。
在《蜜蜂花简史》中，诗人引用了兰波的说法：我是一个他者。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我敏感于天鹅，就好像/人不是我的标签”（《鹅耳枥丛书》）。从植物和人的关系中，诗人领悟到他是他者的受益人乃至受托人，而且他自己的主体性同样依赖于和他者的关系，因此向他者开放就意味着向更广的存在解放自己。在《天物之歌，或红梨简史》中，诗人提出了一个别具深意的问题：“你的命运/难道仅限于你是一个人？”在《尖山桃花观止》中，这个问题以一种遗憾的形式出现：“阅历再丰富，我们所能经历的/也只是一个人的半生。”诗人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植物的生命也纳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半的人生。在诗人看来，甚至人类生活的意义也需要由植物来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当他需要从存在的晦暗中/夺回某种无形的归属权，/它就会贡献一个新的基础”（《蓝花简史》）这些诗句展示了一种万物同源、万物一体的原始信仰所具有的魅力。它可能不是一种“有用”的知识，却是一种启迪生命的灵智，一种灵性实践的知识。或许，我们可以把臧棣的植物诗学概括为：向植物学习，或者从植物学到的。对臧棣来说，植物的物性不但是诗意的来源，也是诗人学习的对象。以诗为媒，诗人完成了“物的教育”。这或许就是臧棣这本《诗歌植物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诗歌植物学》是一部创作时间横跨数十年的作品，并不是按照一个预定的构思完成，但却有内在的整体性，拥有一个相当美妙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是由生命的生长所成就，也可以说，它分享了诗人生命的结构。我们很可以把《诗歌植物学》看成一部非典型的交响乐，诗集的三卷相当于三个乐章，每一种植物可近似地看作一个乐队成员。植物和人的互为主体性是这部交响乐的第一主题，这一关系由邀请、相看、信任、托付、责任、守护、友谊、伴侣的进展构成了它震荡的主旋律；植物的智慧是它的第二主题，爱、奉献、忘我、赞美的彼此应和构成了它的副调。上述两大主题、两个旋律的交织、唱和构成了这部交响乐有机、和谐的整体。事实上，当我们读完整本诗集，我们会长久停留在一种拱形的交响的辉煌中，这正是其整体性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