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获得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时，因为疫情正在广州排练、合成革命浪漫主义舞剧《旗帜》的自由舞蹈编导、一级导演王舸十分激动。由他编导的芭蕾舞剧《旗帜》以1927年广州起义为创作题材，以舞蹈的形式塑造了张太雷、叶剑英、叶挺等革命者群像，表现了一代青年为了理想信仰，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以及他们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精神转变。获得荣誉之后再回顾近两年来编导的几部舞剧，《歌唱祖国》《五星出东方》到《旗帜》，他发现里面贯穿了同一个重要元素——五星红旗，“三部剧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题材，但却表达出了相同情感，这是巧合也是必然”，它们都“传递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从舞蹈演员、编导，再到中国舞协副主席，一路走来，“努力勤奋，以德为先”一直是王舸的人生信条与艺术信仰。作为演员，他不断挑战自我；作为编导，创作每一部作品，他都力求深入了解题材背后的方方面面，寻找真正能让普通观众接受喜爱的切入角度。不管是舞剧《五星出东方》中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去展现汉民族，表现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还是在舞剧《天路》中表现20世纪70年代铁道兵战士和藏族同胞为修建青藏铁路的无私奉献与牺牲，“创作的过程也是个人蜕变成长，从无知到艺术觉醒的过程”，而这种蜕变“一方面来自生活阅历的积累，一方面也源自创作过程中的主动摸索”。但首先是“三观要正，艺术家如果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出了问题，那就无法编出有格局的作品。”

“我很珍惜我的创作”，王舸说，这种珍惜也源自他曾经是一名演员，“特别知道演员要什么。比起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更需要的是能留下来的作品”。因此，每一次创作王舸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其中最难的是在生活中找到可以构成舞蹈动作与空间节奏的生活细节，把生活的真实转换成艺术真实。“我始终有一种自觉，我是一名中国编导，我的所有创作都是想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以当下生活为创作主题的青年编导之一，王舸的不少舞蹈作品在圈内很有影响力，比如他与臧馨、熊涛合作编导的《过早》表现武汉人吃早饭、卖早餐，塑造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与韩真合作编导的《中国妈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位中国母亲抚养日本遗孤的故事展现中国母亲的伟大与无私；与周莉亚合作编导的《父亲》以他的父亲为原型创作，表现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关注；而女子群舞《凤悲鸣》则以巴金小说《家》为题材创作，表现了对旧社会的批判与对自由的歌颂。

2004年至今，王舸以旺盛的创作力先后编导了许多舞蹈作品，如《烈火中永生》，舞剧《红高粱》《大禹》等。在他看来，“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作品，就要低下身子，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回顾自己的从艺之路，他感慨：“我们这一代舞者遇上了中国舞蹈发展的一个‘高点’。”2000年王舸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那时他们跳的是张继钢的《黄土黄》《一个扭秧歌的人》《俺从黄河来》等等，“都是很彰显精神性的作品”。从张继钢、王斌到高度、明文军、唐满成等，前辈老师的艺术追求也深深影响了王舸后来的舞蹈创作，“我们要做中国自己的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要从表现中国文化的立场与视角出发，用‘肢体’这一世界语言创作出富有中国艺术特色的作品，输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而这就像“垒山石”一样，需要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不断接力，“用一块一块的石头搭建起中国舞蹈创作的新局面”，王舸表示，“我们要传承前辈艺术家的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中国人对文化自信的理解，为时代留下更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