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场疫情已经延续了两年多，我们的思维逻辑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交距离，对于交往对象的安全性考量，消费的倾向，以及如何使个人与群体得到持续性的发展，都成为我们做出抉择的主要标准。反之，当发生一些诸如大规模聚集，无论是庆祝还是对立与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们都不符合后疫情时期的发展需求。除了这些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因素以外，人类社会刚刚经历的这场大规模集体创伤，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作为“人类的体温计”，文学感受了这个方面的体征，进而通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手段，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假如想了解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去那些集体或者个人的故事中去寻找，以便追溯它的成因，进而谋求可能的解决方法。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意大利文学为人类的救赎提供了几个可能的出路：挖掘记忆、社会转型、女性解放，以及从“上帝视角”审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都是我们走出目前困境的思路。
记忆的家园
安德烈·巴杰尼（Andrea Bajani）的小说《家园之书》（Il libro delle case，Feltrinelli)，可谓是2021年意大利最具诗意与创造性的一本奇书。居住过的所有房子，如此一颗颗巴洛克式的珍珠，形态各异而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串起作者前半生的这条项链。作品一共分为78章，每一章的标题都是包含“casa”这个单词的一个词组，同时还包括一个年代，是对作者曾经居住的这所房子的定义。将78个章节的标题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首简约的小诗，诉说着作者的成长史。其中的人物并不很多：奶奶、父母、妹妹，还有陪伴他童年的一只乌龟，以及在他生命中出现的零星人物。这些“家园”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保留着关于它们临时性主人的记忆，见证过他的成长，里面的房间、楼梯、地下室，甚至是器具和弥漫的味道，都具有它们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使得这些“家园”本身成为叙述的主角。安德烈·巴杰尼兼诗人与小说家于一身，他的叙事文学作品经常充满了诗歌的张力。在情节的安排上，他大量使用了感官和想象的类比，对曾经居住过的房子进行有节奏的扫描，语言非常凝练，仿佛是某种奇妙的“现实过滤器”，为我们过滤出各种不同的情感：欲望、痴迷、梦想和恐惧。这就使得作家的叙事文学和诗歌作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位用诗歌的目光去审视世界的小说家，也是一个诗歌作品中充满叙事文学张力的诗人。在201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备忘录》（Promemoria，Einaudi）中，一位教师从一个木头盒子里依次拿出以不同首字母开始的单词，然后告诉围在身边的学生说，通过这些单词可以建设或者毁灭世界，可以出生或者死亡，可以提问或者回答，可以爱抚抑或是复仇……诗歌中列举的60件有不容遗忘的事件，如同用大头钉扎在一块黑板上的纸片，既不按照字母的顺序，每首诗的句子长度也不尽相同。从诗集的第一首诗开始，一股躁动潜入了杂乱无序的实际事物当中，永远颠倒的生活被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我们逐渐从实际事物转而关注那些存在的问题。人生的僵局与感伤，生死关头的焦虑，都变成了一种悖论，喜剧与悲剧彼此交织，笑声和泪水之间达成了非常微妙的平衡，简单的事件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2020年，巴杰尼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自然居所》（Dimora naturale，Einaudi），其中描述了一个误入歧途和走向衰落的世界。相比之下，自然显得更加强大，只不过它落入缺乏经验的人手中，沦为了驯顺的工具。诗集中的作品以三个主题为中心展开：动物，人类以及与“自然家园“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动物的特点得到了突出，而同样作为动物的人类与其他有生命的存在是如此相似。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一只鸟，将家比作一片树林。如此，几十年以来作为家的那些建筑群显得是如此毫无用处。从电视上播放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到城市天空中飞翔的海鸥和椋鸟，从被发现拥有沿着身体延伸的大脑的章鱼，到画在小便池上的苍蝇。在这些动物的包围之下，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就像这些动物一样生活在地球上，寻求与地球之间的连接，同时也在对它进行侵犯和破坏，以至于使它变得面目全非。诗集用现实、超现实或者预见性的目光审视着人类与自然的世界，进而创造出引发心灵火花的画面，引导着读者在情感上参与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创作以上两部诗集的同时，巴杰尼也在撰写这本《家园之书》，并且以诗歌般的节奏，回顾和描述自己前半生的点滴。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巴杰尼的作品都充满了精心设计的节奏与强烈的情感，而且都在记忆的家园中徜徉，如泣如诉，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他也在密切关注人类共同的记忆与家园，关注人类与“自然家园”之间的连接，希冀从中找到挽救整个人类的道路。
多纳托·卡里西（Donato Carrisi）的小说《没有记忆的房子》（La casa senza ricordi, Longanesi），同样是一个在记忆中追寻的故事，而且这种追寻同样是在一个“房子”里展开，只不过这个房子是无形的，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催眠师们将之称作“失去的房间”。那是一个遥远而又隐秘的空间，里面隐藏着日积月累的、我们不喜欢的记忆，同时也沉淀着我们觉察不到的想法。在《没有记忆的房子》中，人们在被称作“地狱谷”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失去记忆的孩子。几个月前，他和母亲消失得无影无踪，路边只留下一辆汽车和一个爆胎。如今，男孩重新出现，而他的妈妈仍旧不见踪影。他们俩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遭遇了什么？警方请来了佛罗伦萨最优秀的心理学家彼得罗·格伯。他的过人之处是用催眠来唤醒儿童大脑中深处埋藏的重要信息，以便警方能够进行案件的调查。通过催眠的方式，彼得罗·格伯对这个孩子的思想进行分析，也只有他才能与孩子对话和倾听孩子的想法，并且发现那些想法好像是某人灌输给他的。孩子的语言支离破碎，乍一看就像一些无稽之谈，但把那些碎片拼凑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疯狂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回忆和恐惧的巨大谜团。这部小说是2019年发表的作品《声音之屋》（La casa delle voci，Longanesi）的续篇。那部作品同样涉及到一起潜在的凶杀案：催眠师彼得罗·格伯接到一位澳大利亚同事打来的电话，向他推荐了一位名叫汉娜·霍尔的成年患者，因为她始终被一段依旧鲜活的童年记忆所困扰，需要弄清楚那段记忆是真实的还是幻觉。彼得罗借助催眠引出仍然生活在她体内的那个小女孩，让她想起了一个非常特殊和令人不安的故事。小时候，她经常和父母一起搬家，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陌生人是一个很大的危险。10岁的时候，那个女孩目睹了一场谋杀。又或许她不仅仅是个目击者，而是凶手本身。为什么汉娜和她的父母回避所有社交接触？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家庭一直随身携带的那个用沥青密封的小木箱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汉娜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还是一个危险的罪犯？通过以催眠师彼得罗·格伯为主人公的这两本小说，以著名小说《雾中的女孩》闻名于世的作家多纳托·卡里西，为我们打开了悬疑小说的一个新维度：并不需要借助连环杀人案或者诸多恐怖的情节，因为人类有意识尤其是无意识的思想，就足以成为一部作品中引人入胜的主角。由此，我们便会产生一系列的思考：我们与自己的思想，这个“失去的房间”，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家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联系？我们的记忆永远是真实的，还是受到了内因的控制或者外因的左右。这些诞生于过去的“无意识”和潜在的记忆，无形中牵制着我们的思想，进而搅扰甚至破坏我们今天的生活。假如想摆脱这种纠缠，就要找到思想中那个“失去的房间”，打开那扇门，从中走出来。可能这才是可能的救赎之路。
女性的解放
2021年是意大利女性文学大丰收的一年，这与最近几年女性话题的持续升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再次证实了新的女性浪潮的来临。虽然这些小说都是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核心展开叙述，但几代女性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描述着她们的奋斗故事。爱迪特·布鲁克（Edith Bruck）的小说《丢失的面包》（Il pane perduto，La nave di Teseo)，以这位匈牙利犹太裔女作家的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她从12岁到18岁期间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位犹太少女被残酷的战争和悲惨的命运从一个地方抛到另一个地方，也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民族悲壮历史的见证人。那个男性统治的世界使她历经磨难，但也造就了她不屈不挠和永远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精神。玛利亚·格拉齐亚·卡兰德罗那（Maria Grazia Calandrone）的小说《如生命般灿烂》（Splendi come vita，Ponte alle Grazie)以女作家与继母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展开，不仅叙述了主人公从孤女成长为诗人兼作家的切身经历，也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社会的变迁，以及两代女性之间在道德观念以及性格上面的巨大差异。不过，他们之间的激烈的冲突和深深的误解，最终都化为女儿对母亲的理解与眷恋。茱莉亚·卡米尼托（Giulia Caminito）的《湖水不甜》（L’acqua del lago non è mai dolce，Bompiani）发生在罗马北部的布拉齐亚诺湖边小镇。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小镇生活中，却有阶级与个人之间利益冲突催生的暗流在涌动。在倔强而又严苛的母亲教育下，她通过勤奋的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赢得自尊，并战胜容貌给她带来的自卑。虽然这三位女性作家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她们的个人经历也完全不同，但她们都将个人生活与她们所处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个人故事成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其中几代女性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的艰辛历程尤为突出，而且她们最终都成为优秀的作家。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文学之路，就是她们的救赎。
另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是维奥拉·阿尔多内（Viola Ardone）的小说《奥莉娃·德纳罗》（Oliva denaro，Einaudi）。故事来自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意大利第一个拒绝“奉子成婚”，并对强奸者提出指控的女性弗兰卡·维奥拉。故事发生在1960年西西里岛的马尔托拉纳小镇。那一年主人公奥莉娃·德纳罗（Oliva Denaro)15岁。她就是一个“假小子”，喜欢学习和掌握生僻的词汇，喜欢拼命地疯跑，还有和父亲一起寻找蜗牛，以及用投石器向那些嘲笑她朋友萨罗的人投掷石块。她不喜欢“大姨妈”的到来，因为从那一刻起，她必须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尤其必须保护自己免受男性的伤害，完完整整地等到结婚的那一刻。奥莉娃并非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也希望结婚生子，过上像母亲和所有朋友一样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又有一股变革之火在她体内燃烧，也就是向那个以男性为主导，强迫她保持沉默和顺从的社会说“不”。在遭受凌辱之后，传统的压迫制度试图迫使奥莉娃接受侮辱性的“解决措施”，但她勇敢地奋起反抗。奥莉娃的“不”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反叛，而且是对整个制度、世俗文化和规则的反抗，因为这种规则要求女性遵循所有前人走过的道路，更不能越界，或者是违背男人的想法。在这个事件当中，女孩的父母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奥莉娃的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人，每天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人家会怎么想，会怎么说？她强硬而又难以对付，代表着那个传统社会的固有观念：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字、每一个选择都有其不成文的规则，必须默默地遵守它们，以确保没有人会说三道四；女性必须结婚，以免成为老处女；必须生孩子，以免被判定为不育；还必须服从，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做出与社会习俗不同的选择。与母亲形象截然不同的，是那个以沉默的态度任由奥莉娃·德纳罗自己做决定的父亲。他是个典型的农民，沉默寡言，有时甚至会不知所措。或许是出于过分的爱，又或者是来自经验的智慧，他永远无法彻底反对女儿的决定。在女儿心酸的目光中，他甚至会变成一个孩子。作品中对父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微而又深刻的描述。假如说母女关系更多反映了社会对于女孩的压力，那么父女的关系更像是某种同盟。他们之间那种无声的对话以及隐藏的默契，是他们拥有的唯一反抗各种义务和禁忌的武器，也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时至今日，虽然法律已经改变，为名誉犯罪和为了掩盖丑闻而促成的婚姻也不复存在，但女性所承受的来自社会以及男性的压抑与暴力，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某些古老的话题仍然会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当中，而且这些“老生常谈”也仍然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象征意义。假如一半的成员仍然未能完成自身真正的解放与平等，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社会的转型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小镇生活是他们的根，乡土也是意大利当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此类的小说通过讲述一个个发生在性格鲜明的个人身上的，值得铭记的故事，赋予生活在困难与复杂的环境中的人们以尊严。这些发生在各个独具特色的地区的故事，最终也汇合成为伟大的意大利历史。保罗·马拉古提（Paolo Malaguti）的小说《若湖水能笑》（Se l’acqua ride，Einaudi）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品聚焦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穿行于迷宫般的威尼斯运河和潟湖的平底驳船，尤其是驾驶它的船夫。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份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种沉重的遗产。这是一个由潟湖和河流组成的古老世界，由其不成文的法律和传统作为主导。主人公甘贝托代表了出生在1965年的那一代青少年。作为家里的男孩，他遵照祖父的意愿放弃学业，继承了“特雷西娜号”和这项传统的职业。1966年，发大洪水的那年，甘贝托在他祖父卡隆那里学会了用桨生活。驳船船夫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但河水并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稳固的保障，所以许多男人被迫在大工厂当工人。甘贝托驾驶着“特雷西娜号”，穿梭于码头、小酒馆、风暴、大海和潟湖、圣马可广场的钟声，以及沿途相遇的女孩中间，感觉自己是无敌的。然而很快，他就无法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发生变革的年代，厕所进入了居民的住所，电视是最令人垂涎的物品，发动机取代了马拉拖船和划艇。虽然河流还在遵循着自身的涨落规则，但社会正在义无反顾地走向现代化。甘贝托一只脚踏在“旧世界”，另一只脚则踏在新世界。船夫这个产业逐渐“夕阳西下”，但接替这个职业的是一个年轻人。作品选择年轻人作为故事的主角，正是要将社会的进步与青年的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沉重的社会转型赋予青春的活力与希望。在小说的封面上，迷人的黄昏时刻，一位老年人在船头划桨，一名少年坐在船尾。这样的画面希望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正是两代人之间的交替。主角甘贝托是社会转型的见证者，承担着新旧文化之间的过渡，但尤其是连接。面对来势汹汹的消费社会，老的一代满怀惆怅与伤感，而年轻人却充满憧憬与希望。只不过，青年人不应该成为老一代的掘墓者，而应该完成新旧之间的传承与连接。这种连接同样体现在以大量对话构成的流畅叙事上面，而对话中方言术语和短语的使用，也为作品增加了色彩，使得人物和场所，个人形象和社会背景之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同样是那个仍然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所具有的突出特征，如同作为小说核心的年轻人一样，都伴随着社会的成长与进步，而且传递给读者一种积极的讯息。
上帝的视角
在罗贝尔托·帕齐（Roberto Pazzi）的小说《永恒之父酒店》（Hotel Padreterno）里，一位78岁的神秘老人在罗马地铁里与给他让座位的红发男孩大卫交上了朋友。尽管男孩的母亲安娜并不信任他，但这位自称“永恒者约翰”的神秘绅士仅仅是将双手放在孩子的头上，就治愈了他致命的脑癌，而这只是他制造的第一个奇迹而已，大卫也凭借着儿童的直觉，立刻明白了这位老人的真实身份。在罗马，永恒先生在一间破旧的二星级酒店住上几个月，并且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大卫的父亲，那个敏感且患有妄想症的旋转木马管理员；还有大卫的母亲安娜，而且一点一点地爱上了她。与此同时，对于努力隐藏自己的神性的“永恒者约翰”来说，降临人间也对他的“神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梵蒂冈对这位神秘老人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他的儿子就像天堂里的所有圣徒和天使一样守护着父亲，并且为父亲在地球上的长期逗留而担心；缺少了上帝的天庭也痛苦万分，只能派遣了两个装扮成优雅而美丽的年轻人的大天使，来为他担任哨兵。然而，“永恒者约翰”太依恋地球了，尤其是他创造的人类。他也太想感受他们的感情和爱情，也包括社会的不公正，威胁人类的疾病，以及始终在对人类进行无情破坏的邪恶。
虽然作家经常会在作品中采用“上帝的视角”来审视问题或发表观点，但罗贝尔托·帕齐的小说却创造出一个真正兼具神性和人性的存在。一方面，他是人类的创造者，能够制造出人类所不能的奇迹，也能够避免死亡的威胁而获得永恒，而他降临人类也只是出于对自己的创造物的热爱降临人间，希望能够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被人间的各种对于他来说十分新奇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甚至着迷于来自身体的感受：饮食、葡萄酒，甚至是爱情和嫉妒，最终甚至表现出像人类一样的帕金森症的最初症状。
这部作品最为新奇之处，是从“造物主”或者“上帝”的视角，以诙谐的方式探究人类生活中有悖“造物主”意愿，或者说有悖常理之处，是一个关于人性弱点的童话。那位“上帝的扮演者”，其实就是今年76岁的作者本人的化身。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后，他深感力量与脆弱，精神层面的高贵与物质层面的灾难等各种彼此矛盾的因素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制约，也表现出老年人的爱与忧伤，面对社会暴力时的无奈，以及时间流逝搞成的身体上的脆弱。最终，“永恒者约翰”说明了他降临地球的主要原因：了解他所创造的人类为什么不愿意像《圣经》中所写的那样，一代代不断繁衍生息下去。作者的用意显然与宗教无关，而仅仅玩了一个游戏，是站在高于普通读者的角度审视人类的生存和面临的问题，进而对当今西方社会现状进行了清醒的反思，也表现出作者本人对于人类社会的父亲或者说母亲般的悲悯：这个社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日薄西山，一方面始终渴望永恒，另一方面又充满焦虑和神经质，甚至害怕留下自己的子嗣。这个问题似乎连创造他们的上帝都无能为力，只能靠人类自己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