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的《川乡传》是一部以川东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裂变、转型来反映时代进程的作品。小说以賨人谷这一地方为窗口，透视出整个乡土社会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变。既是主题写作，同时也是一部个性之书。乡土社会可兹书写的内容太多，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展现。无论是对物质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展现，作家都选择了最为恰适的一面。

“史传”传统与“野史”笔法

作家将历史笔法融进小说中，努力从历史沉淀中打捞真相。作品秉持史传传统，具体操持的则是“野史”笔法，将正史与野史交织在一起。《川乡传》为乡土立传、为时代抒怀，具有书写历史的雄心和打造经典的野心。《川乡传》之“传”的选择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历史笔法，这明显与中国史传传统结合了起来。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一笔带过的“平反摘帽”、人民公社等计划经济形态，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精准扶贫，再到后来的一些项目建设已和乡村振兴有了关联。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作品多次写到普通人面对历史变迁时往往是心怀忐忑的，足见历史对个人的影响。

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在小说中翻滚激荡，宏大的历史事件始终在场，就连主人公的知青身份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小说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史，而是正史与野史交融的笔法，甚至野史的成分、个体化的历史书写占比更大。小说以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个体的情感与欲望为核心叙事要素，不断有各种传言的插叙和补叙，颇具传奇色彩，而叙述者在书写历史时惯用的“据说”一词，虚虚实实，又将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来，把个体化的遭际作为历史的根本性叙事。于普通人而言，历史只是属于历史本身，而小说正是一种由稗官野史演化而来的文体，野史化的处理模式也让作品的文学性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现。

民间隐形结构与传统的更迭

关于野史化的笔法，还有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显，就是对乡土社会神秘性一面的书写。在民间，尤其是乡土社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其特定的应对和处理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思维理念，这些都可看作是一种民间的隐形结构。《川乡传》是一部从多个层面关注民间文化、风俗、信仰、认知结构、思维模式的小说，作品将地方乡土的民间认知和民间信仰进行了集中展示。比如开头部分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写迁坟和葬礼，小说中还有另外几场葬礼，都是对民间生死观的直接呈现。小说还多次写到川乡人对鬼神的敬畏与虔诚，这种民间的野性思维维持着乡土的某种平衡。乡里的各种流言传说更是一种民间野性思维的直接体现。古老的传统无处不在，死者需要回到祖坟，葬礼需要“乡下的老规矩”，需要“大先生”这样的阴阳先生来决断大小事务，特别是这一人物，还有其他几位老者在小说中的去世，也隐喻着传统逻辑的解体。新的经济形式取代了传统生产模式，也带来了观念的革新，这又转向了对时代的描摹。

小说是恒常因素与变量的交织，《川乡传》深刻地写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除了对神秘性事物的信仰，作品还写到了传统中的诸多东西，各种处世准则、行为规范、道义坚守等。比如曾氏家族认为纠错比吃饭重要，这是他们的处世准则；张部长为曾杨氏的丧事操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恩，是一种道义的坚守乃至袍哥文化的体现。当然，作品书写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消亡。新的文明在崛起，个体正在遭受转型的阵痛与机遇。个体和家族的命运辗转，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突出了农村改革的不易和蜕变的艰辛。但传统走了之后会如何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个体的蜕变、传统的消亡，乡土的未来在哪里呢？既有的认知和观念解体后，有没有一种新的力量出现？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小说有不少内容是关于人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浮沉的。这一地方涌现出一大批下海致富的人，商品经济的文明形态占据了绝对位置，也打破了“边缘”与“中心”的区隔。

主题书写的个性化叙述

《川乡传》在叙述层面上的个性化表达也十分明显。之所以谈如何叙述的问题，还在于这一选题本身写作者众多、限制和禁忌也比较多。主题出版物的写作常易陷入某种窘境，主题的限制难免有时会导致主题先行，使作品陷入概念化的图解困境。而《川乡传》在主题书写之外却发掘出了诸多可为其文学性加分的方面。比如作品对地方性知识的集中展现，截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面来展开，也不断强化地理标识。地方特性是小说着力书写的内容，自然景观、袍哥文化、地方语言、禁忌与习俗，等等。开篇用一场葬礼将这些东西展露无遗。但是，地方并不只是闭塞的，其实亦能够抵达“中心”，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共振，一起奏响乡村变革的乐章，甚至在作品中还出现了走向世界的书写。如戴维雅这样身上带着洋气的人物、关于俄罗斯的想象等，更是地方与中心的有力辩证。

作品在叙述的细节处理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要在语言的锤炼上下功夫。该书中语言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一种个性化色彩上，如方言的使用、语言的幽默风趣、贴近人物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共同出场，写人物，一串一串地写，人物众多，且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虽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具典型性，但这正是每一位普通个体的真实写照，而所有人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典型性。比如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家就写出了一种野蛮中带着温柔、凶悍中带着体贴的女性形象，这正是一种乡土女性的真实写照，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慢慢堆积出来的。作者还驾轻就熟地运用了各种符号修辞，象征、比喻、夸张、反讽等信手拈来，用一种微言大义的笔法，将历史和人性的纵深都呈现出来。作品采用复调叙述，多线故事花开数朵、各表一枝，叙述上倒叙、插叙、补叙诸多手法混用，没有陷入一种单一视角和单一的叙述推动，努力规避了主题书写可能会缺少艺术张力的弊端。

最后谈一下“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李明春几乎是突然之间走向小说创作的。为什么要叙述？这是所有的叙述学理论在开篇都会强调的一个问题。叙述被认为是一种生命的必需，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小说家尤其承担了替人类叙述的职能。作家李明春反复强调写作的艰辛但又非写不可，这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作品中出现的故事几乎都有现实来源。他曾是一名基层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生活，对中国农村社会非常熟悉，小说凝聚了他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自己的经历和影子。不停地思考必然就有叙述的冲动。四川这片乡土大地给作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加上有关方面对这一题材创作的扶持，近年来已涌现出了大量乡土书写的作品，无论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乡土特征在其中都十分明显，体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而这些作品的价值亦需要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