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是一位对农村特别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说基本上以乡村和小镇为空间，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特别浓厚。这说明他对乡村生活特别了解。当然这还不仅仅是生活气息的问题，作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呈现生活真实，并没有停留在“镜子式”地反映生活。作家长年浸润在乡村生活之中，其小说总会表达出对生活的不一样的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川乡传》也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阅读这部小说，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小说的内容也特别丰富，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复调小说，我觉得不完全如此，因为作品反映出来的多重性要比复调小说更为复杂。我个人觉得李明春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脑海中有两种思维在交织进行，一种是自觉性思维，一种是潜意识思维。

自觉性思维突出体现在作家将这次写作当作一次主题性写作，表现农村的脱贫攻坚主题。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或者说单线条式地去写脱贫攻坚，虽然他这方面的生活资源很多，就像他曾写过的《山盟》一样，《山盟》基本上就是单线条式地写扶贫的作品。也许当作家面对这些和扶贫有关的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这些生活与人物所携带的更多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也触动了他的文学神经。于是李明春舍不得在表现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把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从这些生活中与人物身上剔除出去，这就有了他写作中的另一种思维，即潜意识思维。这种思维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给小说带来了特别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史。这一层次突出通过主人公欧阳生从当知青留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从而直接参与农村改革进程的这条主线而展开；第二个层次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共和国史，这一层次主要通过袍哥曾庆彪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及他的家族后来的遭遇这条线索而展开。

两个历史层次的写法也有所区别，改革开放历史主要是“实写”，袍哥曾庆彪的家族史主要是“虚写”。当然，自觉性思维和潜意识思维的两种写作并不是不相关的，更不是相冲突的，二者具有一种对话与深化的关系。比如他写改革开放史就有明确的目的，这一点在书中后记里说得很明白。他让欧阳生说：“大锅饭要改，共同富裕不能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说允许一部分人先穷起来。”这样他就把扶贫战略与改革开放精神连接起来了，他力图从历史的纬度上去理解脱贫攻坚的主题。

至于历史感的第二个层次，即曾家的家族史，在小说中同样很重要。作家将人物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情节也更多悬念，但这条线索的展开绝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故事性和戏剧性，而是带来了特别丰富的乡村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认识共和国历史的重要视角。曾庆彪的身份是袍哥，也是当地著名乡绅，娶了五位妻妾，还曾是国民党师长，后来起义立了功，但新中国成立后仍被当成反革命处死了。在四川农村，袍哥文化有重要影响，曾家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川地乡村文化伦理和乡村民间制度。这一切曾在当时起到了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旧的伦理制度瓦解了，但新的乡村制度还未健全，更缺乏足够充分的文化支撑。包括过去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民间伦理规范和制度，也曾被当成旧东西加以否定了。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民间文化伦理中的一些良好的内容也在乡村得以复苏。小说一开始就写曾庆彪得以平反，随之而来的是张部长鼓励大家以传统的方式为曾庆彪的大老婆办丧事，并为曾庆彪迁坟合葬。这些描写具有一种象征性，象征了这一文化上的变化。

可以说，曾氏家族兴衰的这条线是与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乡村文化伦理的破坏、更迭、复苏和重建的历史轨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可惜，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在这儿，因此这一切主要流淌在李明春的潜意识思维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即使如此，我觉得也不应该忽略小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