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花费了四年多时间写就的长篇小说《川乡传》（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因为既立于作者常年浸淫的乡村生活，又饱含了自己的深刻感受与充沛激情；既内含了乡村改革和穷则思变的元素，又超越了脱贫攻坚题材的单一写法，实为近年来乡村题材小说写作中的一部厚实力作。
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厚实，历史的纵深度和生活的丰富度是两个重要标尺。《川乡传》从改革开放初期写起，并经由对曾氏家族百年历史衍变的回望，把历史的触角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而在书写当代乡村的历史性转型的主干线索中，又十分细切地表现了乡村由打破“大锅饭”发生的系列变革，串结起知青出身的基层干部欧阳生的人生经历等，使得作品生活气韵格外充实，内在意蕴十分丰富。倘若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人生感受，要想写出这样一部元气充沛、血肉饱满的作品，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这种生活实感充盈、生活激情充沛的写作，正是身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的长项所在。
作为作者寻求自我突破的一部长篇新作，《川乡传》也显露出因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从而使作品枝蔓过多，读来时有繁缛之感的不足，但作者更想表达的当下农村的艰难变革，还是在错综复杂的故事中时隐时现地得以彰显，实现了书写“包产到户”这段历程的初衷，并且形成了作者独有的一些特点。就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作品在两个方面的优长比较显见重要。
一、写出了农村变革的剧烈阵痛。
中国农村在1955年至1956年间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随后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取消了农民的财产权，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现状急需改变，农村改革首当其冲，既势所必然，又十分关键。
《川乡传》正是把川东城坝大队放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之中，描写了其打破“大锅饭”走向“大包干”的步履维艰的过程。在展开主体故事之前，作品先讲述了因突然去世的曾老爷子的遗孀曾杨氏的丧事而引起的各种纷争。地方乡绅、起义将领、反动人士……曾老爷子生前不断变换的身份使得该按怎样的身份对待曾杨氏成为争议甚大的难题。这一看起来与“大包干”相去甚远的故事，实际上起到了为“大包干”铺垫环境和烘托气氛的作用。也让人们看到，“大包干”即将登台的时候，一切并非风平浪静、河清海晏，在“阶级斗争”余风尚存的年代，作品借由生产队长欧阳生的感受，写出了“大包干”起势的种种不易。从县委王书记的话语里欧阳生知道，县委想要实行的实际上只是改变一下评分方式，只想“打破碗”，并不想“砸破锅”。县公安局郑局长在与他聊天时，听到“大包干”三个字直惊呼，“那不是撬了人民公社的根子？！”长期浸泡于农村生活之中的欧阳生知晓现状的症结所在，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在队上的“决算兑现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提出了“包产到户，明天开始分田地”的最终决断。因为合民心、顺民意并勠力执行、不断纠偏，城坝大队终于由“大包干”开始，走上了在艰难变革中改颜换貌的发展之路。
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作品不仅不厌其烦地说明打破“大锅饭”的种种不易，而且擘肌分理地写出了打破“大锅饭”的核心所在，并一再强调“碗”与“锅”的区别。“大包干”所内含的“分户经营、自负盈亏”的形式，从经营到分配都旨在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是要真正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新路。作品里的如实描写与细切辨析，格外真切地还原了这段过往的重要历史，真正做到了为乡村变革的关键一战留影作传。
二、写出了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
地处川东丘陵地带的镇南乡城坝村，非属绝对贫穷之地区，但多年来逐渐形成的“等靠要”习惯，却使不少当地人在打破“大锅饭”之后感到无所适从，脱贫致富之路也走得很不顺遂。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作者虽然将很多笔墨转向了知青干部欧阳生的坎坷际遇和人生运程，但还是用不少篇幅写到了城坝村脱贫致富的艰难过程。
城坝村乃至镇南乡的脱贫致富是由评选“万元户”正式开启的。尽管上级部门不断降低评选条件，村里仍然找不出合格的人选来，连“够格”的农户也怕招惹麻烦不愿入选。评选的“难产”与勉强，让县上和乡上领导看到了改变人们观念的必要、开办乡村企业的重要性，遂放开手脚支持油坊、茶场、小煤窑、建筑队等小型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繁琴的旺盛饲料公司、繁轩的运输公司都先后发展起来，并克服种种困难在柿子坪建起了希望小学。
镇南乡脱贫的最后“一公里”是居住在大山里的“十八户千年原住民”，他们虽由县乡两级责任干部对口帮扶，但问题的解决却极不顺遂。由于散住在大山的各个角落，他们习惯了传统的居住与生活方式，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只有两条路：要么为山上的各家各户通电修路，要么全体搬迁下山。经过欧阳生等人的反复权衡和掂量，确定了全部搬迁的方案。经过上上下下艰苦细致的工作，搬迁与安置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山上贫困户老老小小终于都有了妥善安置。在这一过程中，繁琴计划中的集种植、民居、休闲于一体的“梦幻田园”项目也顺利建成，成为当地一处靓丽景观和乡村旅游的重要品牌。这一切，正如欧阳生的继任者胡书记所感叹的那样：“农民回来了，农村兴旺了，农业也就振兴了。”
显然，写作《川乡传》，作者并不满足于只表现乡村大变革的单一主题，他还力图通过对曾氏家族“繁”字辈十几个人的命运转承与故事铺陈，表现乡土社会家族历史的演进与家族文化的影响；他还希图通过面临身世之谜与婚姻之变、顶着种种压力奋力前行的欧阳生，塑造一个知青出身的优秀乡村干部形象，续写“后知青”时代的“现在时”故事。但客观地看，希图在一部作品中实现多重故事的交叉表述、完成多个重要主题复式表达的意愿，或过于头绪繁复或超出作者既有能力，并未能完全达成，但串结在脱贫致富的主题与主线中的这些生活故事和人物命运，却使得作品比之单纯书写乡村变革更为丰满、更加厚重，起到了拉伸历史跨度、开掘生活厚度、延宕人生深度的诸种作用，使得作品复杂而不单一，丰盈而不单薄。这种有失有得、有长有短的情形，事关创作的奥秘与规律，显然很值得认真总结与切实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