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洋的中篇小说《易地记》以易地搬迁，脱贫攻坚，解决深度贫困为主要线索，却不是一部概念化的作品。作者笔触伸进了人的内心世界，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几位鲜活的人物，烛照了处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历史巨变中人的心灵世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安家》于5月20日举行了首映式。

许多写易地扶贫搬迁的作品成为“乡愁”的载体，迁于新居的乡民无限怀念旧山村旧生活，《易地记》却不然，小说准确地描写了在易地搬迁过程中累马寨乡民们复杂的心灵世界，他们早就想逃离那个吃水都困难的小山村。年轻一代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已经在外面开拓了自己的天地，有的带着伤痕不得已又回到小山村。小说中，李有光负伤后回到山村，这个打击使他对离开小山村有畏惧，在小山村又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仅有15户人家的累马寨的乡民们，对搬迁进城，去开始新生活，既向往又不安、迷茫，以至有畏惧之心；对世代生活的小山村，既因故土难离而不舍，又深切明了若久居于此，必然没有出路，连累后代。这是压迫于胸更为沉重的心灵之负。因此他们在最初的矛盾、犹豫、彷徨，甚至经历了强硬的抵制之后，在新居落成，搬迁大局已定，迅速易地搬迁了。搬迁之后，他们开始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小说结尾写到，李有光也重新振作起来，产生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更美好的信心。他们有乡愁，却不沉重，他们对小山村的日子有怀念，却淡然一笑，知道那是翻过去的一页。

这篇小说以大量的生活细节写底层生活的艰辛，有鲜明的生活实感。深山里的乡民食不果腹，衣不保暖，居住的房屋墙壁开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是他们最终顺利搬迁的内在动力。也写到搬迁之后，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适应，焦躁、迷茫与不安，为难扶贫干部。但小说的基调却是明亮的，这个明亮不仅是扶贫干部带来的，也是小说乡民们改变生活状态的韧劲、执著与信心。《易地记》塑造扶贫干部“赵姑妈”的形象，善良、热情、富于牺牲精神，与乡民们亲如一家，却没有过分夸大这位扶贫干部的能力与艰辛。小说写出了世代居住于小山村的乡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内在动力，这才是顺利完成易地搬迁，融入新生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滇东北深度贫困地区近年来大量易地搬迁，顺利完成扶贫任务的真实原因，没有乡民们改变贫困命运的内驱力，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任何善良的行为都会让他们无动于衷。

易地搬迁，帮助乡民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艰巨任务，需要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这个角度看，《易地记》写的是滇东北深度贫困小山村累马寨易地搬迁的故事，呈现的却是中国扶贫攻坚中的重大主题，是以这一方式完成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真实而准确的描写，作家以一个小山村为对象写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

能理解与洞察一个山乡村民的心灵世界，不是短期的“采访写作”能做到的，必须有植根于山乡的生活经验积累。作家沈洋成长于昭阳区的大山包，这是一个高寒山区，长期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沈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部分青年时代。可以说，沈洋的生命之根就在那高寒山区，他与那里的乡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的生活不仅熟悉，而且感同身受，有心灵的共振。他对乡民们改变命运的渴望有深切理解，他们的生活就围绕在他的身边。因此，他理解他们的坚韧、执著，也理解他们的保守、固执，对走向外部世界的焦渴与忧虑、畏惧。因而他在《易地记》中真实深刻地写出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如果说细节描写的生动可以靠有心人的积累，但一个虚构的小山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描写，就不是短期的积累可以完成的。沈洋对他笔下虚构的“累马寨”人际关系有生动的描写，他对山乡生活了然于心，在虚构的“累马寨”里纪实般地完成了一个小山村人际关系的描写，甚至写出了这个虚构小山村的“乡村政治”。柳干巴、祖拱嘴、梅香、姚珍珍，因历史的纠葛与现实的利益诉求，构成了累马寨的“乡村政治”。让读者感到似乎累马寨不是作家艺术的虚构，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这就不仅仅是作家笔力的功夫，而是对生活的熟知。可以说，累马寨人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之上，作家也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