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越是走向一件事和一个人的深处，越发现“对立”或者说“矛盾”这个词，意义会流失甚至消失。换句话说，对立似乎并不存在，它们本就是一体的。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解释，也互相隐藏。显现出来的部分，是否就是一件事或一个人的主体性特征，真不好说。显现本身，就表明了边界和限制。边界之外呢？这是特别让小说家着迷的地方，也是《隐秘史》产生的源头。

但我真不想在这里谈论《隐秘史》这个小说，我谈我自己。算起来，我在世上已经吃喝了两万天，我向这个世界索取得够多，世界为我的付出够多，而我却很难找到自己索取的理由，更难找到世界为我付出的理由。许多个夜晚，关灯就寝的瞬间，脑子里总是横过一片苍茫的天，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刚出生的蝌蚪，没长毛的幼鸟，在院坝上空飞舞的蝙蝠……都在我手里挣扎过，然后死了。我不仅索取，还做过那么多丑恶而残忍的事情。这让我常常失眠。

于是我想，生长或蜕变，并不能把人彻底割裂，即使你从一棵树变成了一匹马，但在你的骨头里，依然残留着树的特质，并因此接受奖赏或惩罚。

所以你必须认。

就像《隐秘史》里的桂平昌，占据十多万字的篇幅，坠入人性的深渊，他在那深渊里扑腾，表面上，突破了自身的局限，收获了昂扬的生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其中发现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真正联系。就像我，在对自我的审视中发现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这种联系如同树根，深扎地下，隐秘而强韧，然而，如果没有高于地面、铺展在天空底下的枝叶，再顽强的根系也会死去。桂平昌的苦恼在于，当他希望通过妥协来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时候，别人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留给他的路实在不多。如何解决，我不知道。

我只能赋予他想象。

他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深渊的凝视，对阴影的打量。他本人或许深陷其中，但对写作者而言，却是为了迎进光照。“拿起世界，把它变成新的后再放回去”，这话是谁讲的，我不记得了，但这话表达了一种责任。从理论上讲，人之为人，都应该成为世界的增光者，写作者更应该。有读者和批评家说，《隐秘史》通过一起凶杀案，完成了对人性的救赎，这种解读，符合我的写作期待。在我的观念中，人如何变得更美好、更完整，是文学应该探讨的，是文学的善，也是文学的基本伦理，志向、理想之类的大词，都还用不上。

写作最困难的地方，是如何对世界始终保持惊讶和审思，而不是满足或怨恨；最美妙的地方，是不管面对什么题材，都有处理它的权利，也都有处理好的可能。爱迪生说，发明家只需要两样东西：一堆垃圾和想象力。这话对于作家，同样适用，而且是特别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