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乡土中国”时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启蒙、革命、改造和改革等转型嬗变，尤其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然具有了后乡土性。后乡土时代，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传统乡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如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学的乡土书写也应具有与时俱进的新路径和新标识。从当初的《田园将芜》，到新近出版的《回乡记》，江子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和视角，不断走进乡土的深处，揭示后乡土时代转型嬗变的乡村图景及其文化心理，为我们提供了当下乡土书写的新经验。

《回乡记》主要书写了“出走”“返回”和“他乡”三类故乡人事。江子把逡巡的目光投注到他的故乡“赣江以西”，他从武术、医疗、教育、信仰、疾病、建筑、习俗等不同文化断面，往返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抚摸乡土褶皱，塑造乡土性格。虽然这片南方的乡土是“出产官员、作家、诗人、烈士和隐士的故乡”，然而江子并没有沿着典籍正史的路向去重现乡土的昔日辉煌，而是从身边人物的凡俗生活走进乡土深处。他从祖父、外祖父、伯父、父亲、岳父、妻弟、姑婆、堂叔以及其他众多乡邻那里，追索村庄的过去和现在，书写“潜伏”在乡土深处已经消逝的、亘古不变的和正在生长的部分，譬如《练武记》中，尚武风习滋养出乡民的血性和霸蛮；《行医记》中，乡村医生风光不再后的落寞和凄凉；《回乡记》中，乡村知识分子羁留乡土的不甘和坦然；《临渊记》中，乡村少年高考失利后的逃离和隐匿，及历史长河中人的出走与返回，与故乡之间的逃离与守望；《磨盘洲》中，乡民对自身命运与精神的救赎。在这些故乡的凡俗人生中，江子发现了“这块土地的生与死、罪与罚、秩序与礼仪、苦难与激情”，他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乡土，更是悲欣交集的人间。

诚然，江子在《回乡记》中没有回避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挽回的衰颓现实，他不无感伤地描述了本土武术的日渐式微，原本医疗资源鼎盛的乡村进入了“无医时代”，许多村庄将不可避免消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乡人走在“离家”的路上。然而，江子对故土的打量完全不同于当下那些浮泛的同质化“返乡”书写，既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把乡土“问题化”，也没有以先入为主地预设前提把田园“牧歌化”，而是以一种亲历的身份和在场的姿态，往返于乡土的历史与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江子并非只是在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黯淡中探寻村庄衰颓和乡人出走的“秘密”，他还在城市的巷落里发现了“传递着武术的秘密薪火”，在倒塌的乡村公房中寻觅到“开出朵朵白花的树”，在中秋烧塔的熊熊火焰中捕捉到“千百年来护佑我们的神灵”。由此不难发现，江子的“返乡”书写不仅从过去抵达现在，也指向未来，他希望自己不仅是乡土历史的一部分，还能与它的未来同步。

江子说，他的写作从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证人”的位置上，他要做故乡的“史官”，他要为故乡“立传”。因而，他把大多数篇章命名为“记”，尽量抹去了虚幻的想象和不当的修辞，而努力以一种朴实的史家的方式“记录和呈现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然而，《回乡记》明显迥异于那些标榜的“非虚构”写作，那种漫不经心中的焦灼、质直粗放中的细腻、风趣幽默中的深刻，处处都驻留着浓重的属于江子个人的气息。在这些关于乡土人事的书写中，作者不但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和视角，游走在字里行间，打量一草一木，而且让“我”作为赣江以西的子民与亲友乡邻一道奔走在故乡的大地、离乡的途中和返乡的现场。显然，江子重返故乡的姿态既不是强悍的“介入”，也不是俯就的“融入”，而是一种切身的“植入”。他总是从乡村的日常场景和生活细节进入乡土的深处，并试图在对故乡不断接近的触摸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审视中，来建构属于自己的乡土世界和文学地理。因此，《回乡记》不只是江子对故土田园的精神还乡，更是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化重构。从“田园将芜”的呼喊，到“重返乡土”的瞻望，江子在自己的“返乡”书写中有意构筑了一个“新的文学域名”：赣江以西。

鲁迅曾说，乡土书写在本质上是“侨寓文学”，大多是居城望乡的人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自“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乡土书写主要沿着现实批判与浪漫诗意两种路向拓展延伸，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和梁鸿的“梁庄”等，都以批判或诗意的笔墨建构了各自的乡土世界，成为不同时期乡土书写的标识。江子亲历了由乡入城的迁徙和城市化浪潮的裹挟，《回乡记》的“返乡”书写越过了“田园将芜”的景观化呈现和浅表性抒情，在乡土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以悲悯的情怀谱写人性的悲歌，在坚韧而沉静的叙述中重构乡土大众的生活世界及其与历史传统的精神联系，敞现了乡土深处的厚重与丰盈，从而表征了后乡土时代乡土书写的新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