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家图书馆，经过我的母校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时，看到中关村南大街路中间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不禁眼睛湿润。虽然从军艺毕业一晃20多年了，这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却似我的亲人，翘首以盼地等待我回家，他就是那棵我们称之为“老村长”的老槐树。

这棵饱经沧桑却依旧挺直腰板的“老村长”已经有三百年之久的树龄，清朝年间，在如今叫作魏公村的地方，村民于村口栽下槐树幼苗时，谁也不会想到，300年后，这棵树在春天还在发出嫩芽长出嫩枝，夏天垂下一片绿荫，开出槐花，秋天结下满树的槐连豆，冬天裸露着遒劲有力的枝条，作为“老村长”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

我与“老村长”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东北的军营到北京出差，在北京站出站口外，看到胸前佩戴着“解放军艺术学院”校徽的一名瘦削而英俊的军官，因为有着渴望去军艺读书的情结，我走上前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了情况，他热情地给我留下地址，让我方便的时候可以去军艺取一下招生简章。

这位军官就是军艺招生办的蒋青松老师，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军艺的热情与温暖。他告诉我在魏公村车站下车，看到一棵老槐树就到了军艺。这让我对老槐树产生了好奇。在军艺门口，这是一棵什么样的老槐树呢？

等我忙完了公务，按照他给我的路线，从西直门转乘当时的904路公交到达魏公村站时，路边一棵高大粗壮的老槐树，仿佛一位历史老人让我肃然起敬。它如同一位慈祥的老人，亲切地注视着我，欢迎我的到来。

入学军艺文学系后我才知道，在大家心里，老槐树被称为魏公村的“老村长”，我也为自己成为他麾下的一位“村民”而自豪。

可惜好景不长，我刚入学两个月，军艺门前的白颐路（现在的中关村大街）面临扩宽整修，路边的“老村长”恰好在路拓展的范围之内。看着白颐路上一棵棵大杨树被伐倒，树根也被推土机连根拔起，我担心“老村长”的命运。那些大杨树是速生杨，而老槐树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他承载着多少时代的变迁，记录着多少代人的家国情怀，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只有人的城市时，那是没有根的城市。我在祈愿，希望这棵老槐树不会过早地成为历史。

让我惊喜的是，这棵老槐树在修路时保留了下来。他们将路朝一边扩宽，把“老村长”留在了新修路的中间，而且还在路中间建起了绿化带，让“老村长”重获新生，成为魏公村新修路上的一道风景。这体现了建设者的环保意识和智慧，也让魏公村的“村民们”心里感到温暖。

我在军艺读书的日子，每天都感受着“老村长”的呵护。和“老村长”连在一起的，还有军艺院子里几百年的老枣树、老核桃树，这里成为我读书的地方，也是戏剧系的学子们晚饭后开始演出小型剧目的场所，以及音乐系的同学们清晨吊嗓子的去处。图书馆前的一片梨树林，每逢四月时节，馥郁的梨花香气弥漫校园。我对军艺的树也生出了与“老村长”一样的情感。

爱屋及乌。我入学那年，在通往阶梯教室的路边一棵小枣树拱土而出，我时常为它浇水，两三年的时间它就长到了两三米高，我用瑞士军刀修剪了它的杂枝，让它向上生长。等我第一次军艺毕业两年后又一次考入军艺，这棵小枣树已经长到了七八米高，看着它开花结枣，那是十年树木的结果。

管仲在《管子·权修》中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在“老村长”的部落里，如今在他身边有军艺、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这里人才辈出，“树木”和“树人”在这里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联系。

这些从“老村长”的部落里走出来的“村民”，每当想到或者看到“老村长”时，都会怀着感激。就像军艺文学系的一位师兄所言：在魏公村这片土地上，插上一根筷子都会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在这片沃土上，在老师们的培育下成长成才，当他们走向边防，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和岗位时，回首，“老村长”依依惜别却又满是鼓励；他们带着荣誉回来时，“老村长”又会欢迎他们回归故里。有“老村长”在，就有一种精神激励，这精神已经刻骨铭心，成为从老槐树下走出的“村民”身上一种特有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生命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