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者必有言”一语为人所熟知，许是无意，人们往往不把下半句“有言者不必有德”跟着读出来。少了这半句，仿佛前人留下的文章都有德性的秉持，但看到下半句，就有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警觉。可见孔、孟灵犀相通，意见很是一致。探究德性文章的特质，感觉真正的“德性文章”正气浩然，集中体现在人格、见解与目的三个方面。德性文章的德即道德，核心是善，德性文章应体现人格的善、见解的善和目的的善。
人格的善
人格的善是德性文章的根。估衡文章，古人有知人论世的定见，认定文章的言说与作者平日的为人有密切的联系。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道德之归，外之为文”，说明作者品行与文章的价值指向一致，发声基于德性，言说才能服人，先立德后立言，“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义之人”处世接物有满满的善意。清人叶燮作《南游集序》说读人文章可以反推作者的为人：“观李青莲之诗，而其人之胸怀旷达、出尘之概，不爽如是也；观杜少陵之诗，而其人之忠爱悲悯、一饭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巨者，如韩退之、欧阳永叔、苏子瞻等人，无不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桐城派方苞写《答申谦居书》，也认为评估文章首先应考量其人的修为，说诗界的情况偶有例外，传世古文的作者则“未闻奸佥污邪之人”混迹其中。方氏对柳宗元、王安石的为人有较多保留，却也承认柳氏虽然“大节有亏”但“余行可述”；王安石尽管“学术有误”，但“内行无颇”，保留了柳、王入列文章大家的资格。郑板桥说苏东坡对人从不设防，不相信世上有所谓的坏人。他认为：“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他这样赞叹东坡的心态：“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胸怀坦荡，活得从容，文章就不会缺乏热情；整天提心吊胆，仿佛周围都是挖坑以待的小人，整个世界满布了陷阱，生活这般累人，心底满是阴影，笔下怎会有明丽的文字。虽然这世上绝不都是好人，但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改善了人际关系，拓宽了生存的空间，就不会泯灭与整个社会一同走向至善的愿景。“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有德者的言说精神拔擢的力度不可限量。读《论语》“侍坐”一节，生活在遥远时空中的有德长者，与几个青年才俊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谈，那些含着鼓励、含着欣赏的话语里流露出的谦和、从容、睿智的人格魅力及激励后学、揄扬正气的一腔热诚，经过了岁月的磨砺，仍像春风化雨，让读者深受感动。读丰子恺的散文，其中那些描写身边琐事的文字浸润了一位爱心满满的读书人的真情，亲切平和，在作者一贯简淡文风的背后流溢出缕缕真挚的人伦情意和对世界向好、向善的期待，让人感觉到文章充满炙人的热力。“德不孤，必有邻”，千载而下，那些充满德性的文章，必能经历岁月的淘洗、深入人心，其影响也将久久不衰。
言为心声，说与做脱节，其说也必不能服人。五四时期，周作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态度积极，追随五四先驱，投身新文化运动，那时他的文章，为新文学事业摇旗呐喊，同情进步的学生运动，反对军阀专制，文气酣畅，在反封建、争民主的时代合唱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四落潮，作者转趋消极，写五十自寿诗时，委琐、卑微之态，尽显笔端。他战后写文章，为自己找了不少脱罪的说辞。文如其人，人变文也变，信哉斯言。如果说周作人的转变是由于生活处境的恶化使然，那么有些人则是主动卖身求荣。汪精卫早年投身民主革命，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意气风发、壮怀激烈。而在民族危亡之际，却选择了投敌，河内发“艳电”，向侵略者输诚，虽然言辞闪烁，也难以掩盖做贼者的心虚。我们谈文如其人，当然不能只看他写了什么内容，还要看文字中所展现的精神气象。文字的内容可以作伪，但内在的精气神是很难装出来的。
见解的善
见解的善也是德性文章的学理基点。文章可以有肯定的指向，展示好的、美的东西，也可以有否定的指向，揭露与批评不合理的方面，肯定与否定，意思对立但都可以展现作者的善意。德性文章反映作者对社会进步、大众福祉的关切与期待，读者不难感觉作者的善心。方孝孺写《越巫》，对越地百姓受巫师欺骗、人财两空的遭际感同身受，文章启蒙的意涵彰明较著。天灾人祸频频发生，越地百姓处境本已十分困苦，巫师们上下其手、骗人骗财，将本来的贫家推入万劫不复的绝境。《越巫》中巫师丑态毕显，文章明告读者，巫师既不能自救，又岂能救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司马迁《史记·礼书》）古人有许多戒溺去欲的文章，予人善意的提醒。袁宏道《游苏门山百泉记》列举了不少因溺亡身的古例，分析说：“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苏东坡关注养生，一直保留了防“溺”的警惕，对“调气养生，难在去欲”深有体会，《王君宝绘堂记》因有“寓意”与“留意”的辨析，寓意只是兴趣，留意则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苏轼界定两者分际，颇能作读者平日行事的参考。
善意的表达，并非缄口是非、尽说好话，德性文章多有对不合理事象的针砭。王安石的《伤仲永》痛批愚蠢的教育方法让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本来应有的美好前程付之东流。给段缝的信则讲传言不可轻信，看人应看大节，不能责人以“纤完”。这些批评听来刺耳，但良药苦口，能让人受益。欧阳修的《非非堂记》认为说话、写文章倘与人事的评价有关，应有“宁讪毋谄”的坚守。说好话，动听，结好于人，但阿谀奉承被君子目为恶行。嵇康写绝交书，面折人过，虽然有违常理，读者却能予以同情的理解。立场对立，又怎能找到调和、缓颊的余地。考虑到司马氏为了实现篡权的野心，玩弄权术，实行恐怖统治，严重恶化了当时的社会生态，读者对嵇康信里不无意气的发声，也会有认同的表示。面对黑暗，岂能畏祸缄口，缺失了抗争的立场？文章涉及人事的评价，曾国藩提倡实话实说，褒贬务求得当。说称人之善，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须加慎。（曾国藩《复陈右铭太守书》）
吾日三省吾身，德性文章有作者的反思，鲁迅《写在〈坟〉后面》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者所作检讨，也是对读者的警示与启发，通过自我解剖及理性的拷问，必能获得精神的升华。胡适写《宽容与自由》这篇文章时已届古稀，一生际会风云，频获赞誉，来日无多，对自己本可以宽容一点。胡适不然，翻出老账，为其年轻时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过于狭隘极多自责，感叹其时身旁信教者对他的无神论立场表达了难得的宽容，由此解悟：“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目的也是善的
德性文章写作目的也必是善的。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有目的的活动，德性文章的写作必以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为旨归。鲁迅撰文始终秉持启蒙的立场，说是“为人生”、“改良这人生”。他的作品关注“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鼓舞备受生活折磨的读者，作者故意 “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孔乙己》《祥林嫂》在对社会黑暗倾吐巨大义愤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被压迫者觉醒的期待。我觉得无论是救救无辜的孩子，还是掀翻吃人的宴席，鲁迅自觉地将他的写作活动与社会革命、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作者大善的胸怀。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德性文章无论是为人释疑解惑、指点迷津，还是揄扬正气、团结同志、招朋引类，都含着进步、发展的期待，期盼美好的愿景能够早日变为现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倡独立思考，态度鲜明，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宋人王安石给孙正之的信，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众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圣人也”，要人不做不作思考、随声附和的跟屁虫。苟安不能持久，危机即在身边，希望国人发奋图强，恢复中原，陆游、辛弃疾词作中的呼唤，千载而下仍让人感喟不已。
劝学也是古人文章频频出现的主题，盼人读书明理而实现自立。明初宋濂声名远扬，《送东阳马生序》描述自己年轻时求学的诸般艰辛，告诉马生穷且益坚，始能成就学业，勉励同乡后学，珍惜目下难得的学习环境，发奋苦读。袁枚《黄生借书说》亦以自己少年时向富家求书，“往借不与”、遭人白眼的经历来激励后学发奋成才。
德性文章的理念也是我们对所作文章进行认真检视、深刻反思的理据。人生境遇有达有穷，著书立说，虽然属于私人行为，但做学问、写文章、白纸黑字、留存人间，总会有作者志趣、人格的展露，必得要有更高的道德追求。许多学术大家处世谨严，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发而为文，也特别耐读。在我看来，学问文章与处世为人的统一，境界极高，是许多品行高洁的文人学士所企求的。两者相互背离，做学问写文章是一套，处世为人是另一套，则不免为人所诟病。现代中国发生过许多学术争论，学人们囿于门户而生意气，往往夹杂了许多攻击对手的不实之词。这同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仍为朋友，切磋诗文、交流心得，其胸襟与意趣，不啻有霄壤之别。鲁迅重视论争中的理性，强调“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反对将严肃的讨论，蜕变为妇姑勃溪。胡适不认同鲁迅的政治倾向，却竭力制止其弟子对鲁迅非理性的诋毁，称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放平心态、尊重对手、容纳不同意见，体现了学林中人的德性。写文章拉帮结派、故弄玄虚、卖关子、掉书袋，热心于建造思辨迷宫的现象多见于今日的文坛，这样做其实掩盖不了当事人的浅薄与空虚。做老实人，实事求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才是正道。强不知为知，失了学人的本分，做人不诚实，岂能产出德性的文章？至于心术不正，刻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等行止与道德之归、外之为文，风马牛不相及，更不值得效法。作文目的不纯，是在起步处选错了路子，抄袭、剽窃更不足深论，腹中本来空空，表达亦欠本事，留在文坛的只是一段招人嫌厌的恶行而已。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