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异（Jeremy Tiang），生于新加坡，目前定居美国纽约。程异专注于中国文学的英语翻译，尤其是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目前已翻译大约20部作品，可谓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译者之一。翻译的作品有刘心武的《钟鼓楼》（The Wedding Party），李洱的《花腔》（Coloratura），双雪涛的《艳粉街》（Rouge Street），邹静之的《九栋》（Nine Buildings），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龙岭迷窟》（The Dragon Ridge Tombs），余秋雨的《山河之书》（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Rivers），张悦然的《茧》（Cocoon）等。

程异的汉语学习之旅始于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其间，他初步接触了汉语以及中国文学，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为未来走上中国文学英译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对中国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英译最为感兴趣，曾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PEN Translation Prize）。

汉语难学 慎重选材

在程异看来，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之路并不顺畅，其主因可能源自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学本身的特质。

一方面，汉语较为复杂，学成不易。中国文学翻译对译者的汉语功底有着很高的要求，这直接影响到海外中国文学翻译队伍的数量和发展。尽管如此，程异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中国文学翻译队伍会不断壮大，因为整个世界范围对中国文化兴趣盎然的受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中国的优秀文学都适宜国际出版。译本的异域旅行成功与否与作品内容的可进入性强弱有关。此外，与华裔作家的英语文学相较，中国文学英译的读者“可接触性”亦不强。华裔作家由于长年生活在目的语语境，在地理位置、目标语表达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读者可零距离、近距离地与之交流，建立起超越文本的情感关系；同时，华裔作家更能洞悉目的语受众的审美预期和心理需求，其作品获得大众的青睐自然在常理之中。一旦作家和受众间的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海外媒体和出版商就会对作品推广方面更加卖力，通过报纸、广播、电视采访等多种媒介手段宣传促销，进一步提升作家和作品的市场接触度和认可度，但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文学译介的选择难度。

所以说，选择翻译哪类文学、哪个作品、在哪些国家发行，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和研究的大问题。程异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选材要历时共时并举、各类题材文体广涉。具体地说，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历史、浪漫、科幻，各类古代经典和当代文学都应研读，然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阅读和深究的基础上，过滤出既具代表性又具有“移情”、共鸣的经典文本，更好地把中国文学文化的全景展现给世界。

此外，由于原本和译作的目标受众发生置换，中国视域内的经典书籍未必能在英语世界获得相同或类似的认同，译作的选目还需考虑目的语出版商的意见。程异在选本时更倾向于参考西方出版商的意见，坚持从西方受众的视角进行翻译策略选择。“异域出版商有固有的一套标准和方法，经其筛选的译作，在本土语境中能吸引到更大的读者群体。”

合译、出版和多样传播

程异并不推崇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有诸多优点，且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推崇，但在他看来，这只是当下的一种工作模式，并不适宜长期推广。译者很难找到真正有默契的合作伙伴，中英译者之间的合作多是缺乏默契的简单拼凑，翻译效果常不甚理想。需要铭记的是，摆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面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优秀译者的缺乏，而是愿意把中国文学英译推向英美图书市场的出版商实在太稀少。

如何和出版商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是贯穿文学翻译全程的一个重要问题。程异主张，要和编辑以及出版社事先建立共同的目标，约定好各项权利和义务，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尽管双方有时会在翻译风格、策略选择、注释理解等方面意见不一，但一般情况下都能通过协商予以解决。

若让海外出版商对中国文学译作拾起兴趣，除了要依托译质卓越和读者口碑以外，还要注重采取适宜的宣传推广策略。程异主张逐步建立“以纸质书籍为主体，新媒体为补充”的文学译介的海外新格局。“影视剧先行，图书跟后”的模式，在他看来虽不失为一种高效的传播手段，但并不适合所有的文学译作，其具体运用还需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摸索。程异表示，“目前中国文学已在海外市场上取得了不俗成绩，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译作良性口碑的沉淀以及出版经验的积累，异域读者会对中国文学译作的兴趣愈加浓厚，并且这种趋势会只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