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何其芳《预言》）预言是一首诗，是一缕飘逸优美的情绪给予人的朦胧感应。它无影无形，可望而不可即。
也许因为我天生过分敏感，加上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又不断遭受小伙伴“向右转”的呼喝与嘲弄，我曾常常怀有一种忧伤，一种作为一个少年不该有的苍白的忧伤。我曾经很孤僻，孤僻得常常躲进一眼井里。
一个郁热的夏天，边远山区一个小镇的一院天井里，几个小孩正在打扑克牌。尖利的叫嚷，惊飞起成群的苍蝇，使烦闷和燥热变得越发地不可忍耐了。于是我走到院心的井边，扒着石井栏久久地往下望，望一块蓝天呈圆形地深远，望一双因为脸太瘦而显得过大的眼睛呈早熟的沉思。我双手撑住井栏，双脚并拢、伸直，像放下一只吊桶，把自己慢慢往里放。待到身体进入井洞，我就叉开双脚，晃晃荡荡在石块砌成的井壁找到一个支点，定定心，再找下一个支点，一步步往下挪……
一切都变得渺远了，托捧着我的是一片绿色的暗香。一朵青苔偶尔颤动一下，就会有一粒冰凉擦过眉睫或鼻翼，紧跟着就是一声叮咚，如一个梦中的好朋友的一声耳语。
“……和那会作回声的高墙/都记得而且能琐细地谈说我是一个太不顽皮的孩子，/不解以青梅竹马作嬉戏的同伴。/在那古老的落寞的屋子里，/我亦其一草一木，静静地长，/静静地青，也许在寂寥里，也曾开过两三朵白色的花，/但没有飞鸟的欢快的翅膀。”（见何其芳《昔年》）耳语声怎么就变成我刚读过的几行诗了？它使我深感这说的就是自己，不禁发出了人生的最初一声叹息。
这些诗句写在一本薄薄的册子里。书的封面很朴素，书名《预言》，我已经从头至尾读过很多遍了，还想读很多遍。而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开篇第一首《预言》，虽然读不大懂，却使我心里有了一种向往，使我开始了对人生与诗的联系的发现。
秋天来了，这是能使一个人变得高远寥廓的季节。这时候，我找到了另一个逗人喜爱的天地——房顶。我常常独自一人爬上去，久久地坐在被太阳烤得暖烘烘的屋脊上向远方眺望。风一阵阵吹来，梳理着我的头发，梳理着我的目光。我看见一只飞鸟匆疾地掠过房檐，渐远渐小，成为一个小黑点，最后消逝在重重叠叠的青山与远天神秘连接的地方。在东方的一座山上，云雾缭绕处常常会闪现出一抹积雪的晶亮。根据形状，故乡的人们把它称为雪马，并说如能骑上它，就会被运载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那山、那匹雪马也真遥远。太遥远了，看久了会让人眼睛发酸。我想，这也许就是诗人的所谓预言吧!
遇到一本喜欢的书，应该留意一下作者的名字，这是很久以后才想到的事。我曾经四处搜寻印有“何其芳”这个名字以及关于有这个名字的人的生平事迹的书，但从未有过收获。于是我只好常常暗地里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1978年以后，我才陆续读到他的另一些作品。《画梦录》也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画梦录》于1936年初版，里面收录的文章从广义上来说是散文，但依后来的体裁划分，很多篇章也许应该属于散文诗。这些文章，精美纤巧，细腻传神，妩媚多姿，有着忧伤的美丽、美丽的忧伤，含蓄，耐咀嚼，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意盎然。因此曾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在《雨前》中他写上了岸的小鸭：“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静静地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观察的细致和描写的生动让我惊叹。但像诗集《预言》一样，他似乎更醉心于在自己构筑的精致短文中倾注他那个时代的哀愁和苦闷。在《独语》中他这样写道：“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着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
对创作《预言》和《画梦录》时的何其芳，周扬作过这样的评价：“他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缥缈的幽思见长……”时过境迁，何其芳的诗文总能在我心中激起悲叹和共鸣。
我是不是一个有着一些悲观倾向的人呢？
近日读到西蒙·麦卡锡·琼斯的一篇文章，文章多角度地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悲伤的音乐能让人沉浸其中，甚至振作起来的原因，真是入骨三分。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也说过，“让我最痛苦的事情，恰好也是将我与所有活着的人（或者曾经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事情。”这样的论说让我释然了。
而且我发现，后来的一些诗人，包括中国台湾的有些知名诗人，都有受何其芳创作风格影响的蛛丝马迹。他诗文中的一些佳句，如“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等甚至进入了影视作品。何其芳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但是，他为数不多却精美的作品是具有刻骨铭心的力量的。有人说，中国的新诗史上，只出现过两个半诗人，一是戴望舒，一是徐志摩，另外半个是何其芳。我想，之所以将何其芳算作半个，是因为他后来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去了。这样的评价显然有点偏颇，但在群星璀璨的新诗史上，何其芳肯定能以其数量不多的诗歌作品占有一席之地。
读关于何其芳的回忆文章，让我了解到，他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他早期的作品《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1938年，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执着地追求“美、思索和为了爱的牺牲”三个思想。老作家孙犁对他的印象是：“他确是一个真正的书生，也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我的想象有点吻合，这使我感到一阵窃喜。冯牧先生则说：“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使人感到一种热情、温暖、纯洁的气氛。”这又使我对那些有幸和他相处过的前辈产生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羡慕甚或嫉妒。他去世40多年了。我与他的距离，比少年时代更其遥远。
然而，我的那段也许带点病态的梦幻色彩的少年生活，却常常会穿过生活的平庸和烦忧，向我逼近，使我产生一种“人应该更真切地去生活才对得住生活”的强烈感叹。让我的耳边永远响着一种召唤，召唤我奋力地走向一个预言吧。
今年是何其芳先生诞辰110周年，聊以此文表达诚挚的纪念、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