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森：庞老师好！首先恭喜您的《小先生》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本书字数并不多，但其中传递出的温情却是相当饱满坚实。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创作这样一本书？作为对15年乡村教师生涯的回顾和总结，这本书对您而言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意义？
庞余亮：非常感谢公正而温暖的评委们，他们用慧眼发现了这本小书。
1985年，师范毕业的我来到江苏兴化的水乡深处，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当时我18岁，身高1.62米，体重44公斤，长了一副娃娃脸，被学生们和家长们称为“小先生”。我还记得我的第一节课，很害怕“镇”不住学生们，先是惊慌，后来是镇定——拯救了我的，是学生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作为“小先生”的我，反而从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
在乡村学校，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但在这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学生们在老教师面前一点都不活泼，但在我的课堂上，他们总喜欢把积压的调皮和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心中，我可能更像一个喜欢读书、喜欢给他们读诗、陪他们踢足球的大哥哥。他们把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充满童真童趣的故事“送”到我面前。
很多瞬间都是值得回忆的，比如在晨曦中打扫卫生的少年们，他们的影子和树木的影子“绘”在一起；比如学生散尽后，我独自站在合欢树下，合欢花散发出的香气；比如突然停电的晚间辅导课，孩子们很安静，而我在黑暗的教室里继续讲课。乡村的黑是最纯正的黑，乡村的静也是最纯正的静，天地间只剩下我的声音。后来电来了，光线在教室里炸裂开来，我突然发现孩子们的头发比停电前更黑更亮了，乌亮乌亮，像是刚刚洗过一般……故事多了，我决定记下来，记在我的备课笔记后面，就是只写每页的正面，反面空着，留下来速写学生和同事们的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在上课和记录中，我也在乡村学校完成了我的“第二次成长”。
我不会写说教的东西，我最想写的是如何与孩子们拢在一起，带着他们共同成长。所以《小先生》一共写了三方面内容：学生们的成长，老校长、总务主任和老教师们生活工作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奉献，我18岁到33岁的个人成长。我很期待《小先生》像那颗在乡村学校冬夜里靠煤油灯慢慢煮熟了的鸡蛋，以此献给所有为乡村教育默默奉献的老师们，献给一批批在乡村教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精神的背景，也是我人生永远的靠山。
罗建森：《小先生》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爱”的书，展现的是“小先生”与孩子们的彼此支持和共同成长。您是怎样确定这本书的创作基调的？
庞余亮：《小先生》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继承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文心和传统，这是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从校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前辈的散文之路。“贤善”和“性灵”的起点应该在我备课的煤油灯下，那时我一边备课，一边记下了《一个生字》，那是学生们的第一个故事。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我想起白天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白天的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那时我的喉咙里仿佛堵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紧张、惶恐、心虚。我不想再犯下同样的错误，于是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多了起来。可以这么说，我笔下的“贤善”和“性灵”不是我给予孩子们的，而是孩子们无意中赐予我的。
记得那时我个子矮，目光多是平视与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我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般转向我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学生对生活的理解甚至超越了我，做了15年“小先生”，不仅是我教学生，更是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直到现在，学生们还会打电话跟我聊天，倾诉他们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他们把我当作兄长，这让我非常欣慰。与孩子们相处，有种无言的默契，相当于在一片森林里，风刮到我身上，也刮到了他们身上。这样的暖风里全是无形的“贤善”和“性灵”。
罗建森：《小先生》中写到了许多孩子们的校园和生活趣事，比如游泳、爬树、“架鸡”、跳绳、踢毽子、溜草垛，读来总让人会心一笑。但也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孩子因为贫穷而辍学，有些孩子因为家庭暴力而留下终身残疾，大人们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以及几位少年的不幸早夭等。可以看出，您并不是要写一部完全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回忆录，没有刻意回避乡村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乌云”。在处理这些或欢快或不幸的素材时，您的心境是怎样的？
庞余亮：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教师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乡村学校的爱与成长是会发光的。我想通过《小先生》把这15年的光储存起来，把所有发光的萤火虫放在一起，做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但乡村生活中的“命运感”是非常凸显的，在《小先生》里面，有很多地方我都大量做了减法，有很多留白，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减去的“乌云”部分，这是乡村生活的暗影。
但生活总在继续，不管快乐或者不幸，孩子们依旧要长大。这就是我无法舍去或者减去那些疼痛素材的原因，正因为有了这些暗影，乡村教育的那盏灯反而更增添了亮度。我期待有更多的有心人，在《小先生》中既能看到灯光，也不忽略那些隐疼的暗影。这才是真实的乡村教育。
罗建森：在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中，您写到了自己与父母在一起时的生活，写到了原生家庭中的一些隐秘的伤痛。当您以“小先生”的身份站在讲台上时，是否会想起自己的童年？这段“小先生”的经历，是否有让您之后的生活态度或生活观念发生一些转变？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庞余亮：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我出生的时候，父亲48岁。我是父亲的第10个孩子。父母衰老，我大部分时间是独自长大，没人管束我，我的童趣和顽皮一直没有减弱。我做“小先生”是1985年，父亲中风瘫痪是1989年秋天，去世是1994年秋天。这期间有5年时间，我一边做“小先生”，一边和母亲一起照顾瘫痪的父亲。在《小先生》中，我写到过学生家长身上的“乡村暴力的种子”，这种子的背后，是贫穷和生存的压力。其实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种子，准确地说，是我文盲的父亲播种在我身上的。在《半个父亲在疼》中，可以看到这颗种子依然存在于我那疼痛的亲情中。
“乡村暴力的种子”一直没有在我身上生根发芽。这个奇迹的发生，首先要感谢读书，是愈来愈多的好书，让这颗“种子”没有了生长的机缘。我更要感谢乡村教师这个职业，在孤独中长大的我特别珍惜童年、童趣和爱，喜欢用孩子的童年来校准自己的人生，学生们像晨光一样映照着我的教学、阅读和写作，教学生活虽然清苦，但也甘甜。
15年的乡村教师生活给了我一本《小先生》，也给了我一部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学生们的爱构成了我长达15年的黄金时代，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也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15年的“小先生”生涯，足够我挖出更多的宝藏。
罗建森：相比一些专业写作者，业余写作似乎更不容易，需要在琐碎日常中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您为什么选择走上写作这条路？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到今天？
庞余亮：11岁那年，我见到本村有个哥哥有本《青春之歌》，跟他软磨硬泡了3天，他才答应借我看两个小时。偏偏这时候，我母亲让我去给家里的猪打猪草，我当时就决定要违背一下母亲，不打猪草了，即使挨打也要把书看完。天下的母亲都是出色的侦察高手，为了防止母亲找到我，我在打谷场上找了一个草垛，扒开一个小洞，钻进去躲在里面，囫囵吞枣、连蒙带猜，把厚厚的《青春之歌》看完了。看完这本书的结果有三个，一是挨打了，二是全身都是草垛里虫子咬我的斑点，三是我的身体既不疼也不痒，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让我战栗不已。书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不再是我们村庄的人，一个远方的人。
爱上了读书，也就爱上了写作。虽然在基层写作是相当艰难的事，虽然我们面前是平庸而重复的生活，虽然文学之路是一条比羊肠小道还坎坷的道路，但是文学所拥有的拯救与宽容的力量，远远大于生活的挑战。
我老家兴化是有名的螃蟹之乡。我最早写诗是有笔名的，我姓庞，所以取名叫“螃蟹”，后来觉得这个笔名太张牙舞爪了。但螃蟹是值得学习的，每只螃蟹的长大，需要自我蜕变18到21次左右。《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有28万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觉得不满意，继续修改，并在修改中更加理解了文学的辽阔。为了无限接近这种辽阔，我的修改时间变得很漫长，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从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实际上，我觉得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螃蟹蜕壳一样的收获。我想成为此生我最想成为的那只螃蟹，通过写作，找到远方的那个自己。
罗建森：您的创作所涉文体广泛，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都有出色的表现。您是抱着怎样的想法来进行不同文体的创作的？
庞余亮：我相信“1万小时定律”。寂寞其实不是惩罚，也许是命运的恩赐。1985年8月，我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师范，毕业之前，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就得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投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因为我父母均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藏书，乡村学校也没有藏书，因此到了乡村学校后，我把几乎所有的工资都用于购买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阅读，在阅读中我学会了对我所爱的文学作品进行“拆解”和“组装”。就这样，在15年的漫长寂寞的生活中，我完成了对各种体裁的自我训练，我不想辜负我面前的时间和生活，更不想辜负我热爱的文学。
罗建森：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庞余亮：今年我完成了10多年来一直想写的长篇散文《小虫子》。这是《小先生》的童年前传，写的是小时候与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等小虫子们为友为敌的我。在与乡村虫子们的拉锯战中，渐渐长大的我体验到了世界的奥秘和生活的百味。这是属于我的《昆虫记》，也是中国孩子的蓬勃成长记。《小虫子》将由出版了《小先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期待得到读者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