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直面现实，快捷地让现时生活转化为文学叙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沉淀当下的生活，拂去浮尘，探索某些本质性的内在，继而让书写既与正在进行的生活互动，又能在书写上具有文学性的价值，对作家对文学都是一个考验和呼唤。

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虽题目中有“古代”，却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并极具写实性的品相。主人公的经历，我们或许没有，但与他相似的困厄和苏醒，以及由此展开的纠结或挣扎，我们似乎都有过体验。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林成木因处于居家隔离，失去了往常与外界密切互动的便利，继而心力内收，关注家庭生活，发现了妻子的优点，意欲与情人李格格断绝关系。然而一有机会，他又与李格格恢复联系，并外出见面。在得知同事有感染可能时，林成木感觉到事情要败露，慌乱不已。小说最后，危险解除，留下许多的意犹未尽。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而“隔离”这一物理状态，既紧缩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又对心灵、情感和精神产生了压迫感。赵宏兴将“困境”从表象中抽出，在另一向度形成叙述张力和隐喻之下的人性状态。小说中林成木的内省，并非自我的觉醒，只是外力作用下的无奈之举。无法与李格格见面，甚至隔空联系，那个世界之于他是空白的、无效的；而居于家中，妻子的贤惠、儿子的可爱，让他有了温馨和踏实之感。曾经的虚空，此刻充实了。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来自于“困境”的变化，基本上属于线性结构，这其实是意喻环境之于人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改变抑或叛逆，只不过是瞬间抹去了些许的尘埃，并未触及麻木的灵魂和浑浊的情感。所谓的反转，当具有真切的生活逻辑，也是社会现象的文学化呈现。我们看到了林成木与现实的博弈，但“困”与“突”的行为背后，有着令人惊讶但又极其平常的意味。当“困”成为主要力量时，处于下风的林成木开始收缩防守，并有所反省。反省的力度，与他本人无关，只取决于“困”的力度。当林成木为了减少对李格格的想念，带着妻儿外出游玩，他感受到家庭的暖意以及由坦荡所带来的幸福感。那一刻，他似乎要下定决心不再与李格格来往，站在山顶，面对原野，他高喊“我会成功的！”这不是向内的决绝，而是向外呼喊，显然，这样的喊叫只是一种发泄，一旦“困”势减弱，林成木会竭力寻求突围，他所做的是恢复以往的日常，从单纯的节奏坠入混乱的沼泽。

在林成木的生活中，正常化的生活是“非正常化”的，“困”之中的内心和情感才是正常的，是符合道德和家庭伦理的，也是隐伏于他内心的“自我”。如果没有疫情之困，他在家庭与情人之间的生活摆渡依然会继续，疫情打乱了他自认为正常的生活态势，撬开了生活之祸。在非正常状态之下回到正常，而在正常状态之下有着太多或隐或显的非正常。这不是反讽，而是基于生活的清晰且不失真的镜像。因为敏锐捕捉到生活之中的非正常的正常，文学力量得以增值。这种与一般后疫情书写大相径庭的行为，令人耳目一新，更拓展了阅读的有效空间。

之于林成木的反常规行为，赵宏兴的书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规。也因为如此地对“困境”另一向度的审视，给小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是后疫情时代文学叙写值得观察的收获。他以极小的开口，切出生活的剖面，一切都是具实的生活细节，画幅小，但质感强烈。如此，他捡拾生活的本真，进行生活日常化的文学建构。这是故事走向、作家叙述和生活情节三者之间的逻辑交融，从而有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生活气质和文学内蕴。

赵宏兴以与生活一样朴素的姿态进行的叙述，着重描写外在的撕裂，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再想一想小说的题目，明明写的是当下，却标为“古代”。赵宏兴的解释是：“百年之后，我们就是古代的人了，那时，是否有人会从中看到我们在一场疫情中的人生。”显然，作为小说家，将“当下”标为“古代”，他真正的意图当是表达，林成木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无论何时，这般困之挣扎的图景都在。遭遇困境，我们有很多的处理之道，然而终究无法借助外力来实现救赎。就像本要自杀的林成木会重新回到生活中，无论疫情在或不在，他的生活还将继续。“林”成“木”，看似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阻隔，但还可以有另一种指向，就是当一个人从群体中抽身而出，他需要面对生命中的所有。

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但又是一篇与疫情无关，指涉生命恒常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