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本来是评论家的职责，作家议论同行的作品，我看不外乎两种动机：一、论交情；二、浇块垒——都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但我觉得第二条比第一条还真诚点儿。我与孙睿共居一城，他在东三环，我在西四环，虽然隔环相望，但是经常一起涮羊肉。一个锅里下过筷子，怎么夸都显得假，所以还是浇块垒吧。

所谓浇块垒，也就是从孙睿的小说反观我对小说的一点思考。而说到这点思考，还是得说到日常交往里只鳞片爪的印象。记得疫情还在管控阶段里的一年，走走和孟小书好不容易在西安办了一活动，我和孙睿都去了。当完肉喇叭，吃完肉夹馍，我和孙睿、孟小书一起乘坐高铁从西安回北京。这一路上的主题本来是扯淡和嗑瓜子，但孙睿制造了一场意外。车即将经过洛阳，他忽然说，洛阳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有水席，还有个龙门石窟，他说他还没在这片儿转悠过呢。本来以为也就一说，结果车快到站，孙睿拎着包就下去了。一人看石窟去了，水席想必没吃，避免浪费。孟小书都愣了，说这人太逗了，想起一出儿是一出儿。这一年我和孙睿都已年过40，都戴眼镜并剃了一个圆脑袋；我已经惯于在饭桌上皮笑肉不笑地对女青年颔首，连手串都戴上了，但孙睿大约还像我们刚认识时那样行事。

这种行事风格贯穿在他的很多小说之中。主人公常是北京朴素青年，过着力所能及同时众望所归的日子，然而突然一天，就会做出让旁人一愣的举动。或者出现在小城，或者出现在葬礼，或者出现在热气球上。我和同事孟小书前后脚当过孙睿的编辑，在这俩编辑中间，孙睿有那么一段时间去弄电影兼参禅，以此为界，横岭断云，创作大概分为两个阶段。对于一个作家怎样“成熟了”，评论家有评论家的观察，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早年的小说里，那样“让人一愣”的举动总是出于常见的、大而化之的原因，现在则是具体的、因人而异的原因。前者不证自明，后者需要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作者无我，进入他人，一段生命不仅鲜活了，而且风尘仆仆。

《发明家》大约也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读。比之孙睿此前的《游乐场》《动物园》乃至《背光而生》，这部篇幅颇长的中篇小说在结构上更加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做出“让人一愣”的举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起码三个人：“我”、老大、鞠连生。再往广义上说，甚而有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比如徐老师、老歌唱家、若干演员和“总”之类。单讲每个人的生涯，并不十分复杂，而若干人的心结、选择、归宿环环相扣，构成复杂的链条。这根链条往大了说就叫“生活”，往小了说，起码也是一个行业的上游下游，河床河岸。当然不要忘记，孙睿将那些“人生的切片”放入所谓“狗仔”行当的相关领域去展开，于是行当的兴衰与变迁实际上成为了小说的另一条隐线。揭示一个行当，再由行当波及时代，这是古已有之的写法，比如老舍的《茶馆》就是如此；将道德上并不占便宜的人生写出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坏也坏得理直气壮”，从而模糊了非黑即白的边界，让人对灰色的人生产生敬意，这也是更加具有现实感的处理方式，换言之是一种认知视角。而孙睿笔下的灰色，显然还是那种明亮的灰色，类似于北京秋天里的阴天，底子总是明亮，也许这是我们这岁数相当一部分人的共性——当然这也是风平浪静地长大成人的副产品，见识过这几年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以后不好说了。

而相比结构越发复杂，底色未曾改变的小说本身，我想我之所以是孙睿小说的忠实读者，或许还在于他对小说的态度上，更具体地说，是对小说的兴奋点上。尤其这几年，他更愿意在个体的感触中找到心得，在当下的场景中展开故事，这种状态往往更接近那种“没人写过的东西”。闭卷考试当然要比开卷考试难，然而更难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因为那就连考官一起考了——当然没必要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毕业答辩罗素听不懂，小说是门大众艺术，曲高和寡不算什么本事——而是说，面对真正可以称之为“新”的社会观察、生活发现，我们往往不能用前人的范本去衡量它。有一种我不喜欢的小说，我想把它称为“优雅的平庸”，锦绣文章，乃至于肥瘦只在一字之间，读的时候也有些享受，但仅仅是文字享受，看完之后心是空的。你看不出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作者能够提供给你什么，乃至于对已经逝去的生活，作者也提供不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睿的小说或许有规律可循，但每每会有前人未曾提供的特质夹杂其中，或者是选材，或者是人物，哪怕是某个细节，《发明家》也是如此。当这种特质出现，也就让人一愣了。

写小说的时候长了，难免有些个人的认识，感谢孙睿让我趁机梳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