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尽量把什么都想清楚了才动笔,此时,人物、故事、主题等都已清晰呈现,这种作家偏理性;再一种是创作被某种强烈情绪驱动,有个突破口可宣泄,甚至自己还不明了写些什么,作品便一气呵成,这种作家感性格外充沛。两种作家各有各的优势,但我更欣赏后者,如罗伟章,因为创作本质上是人类感情向艺术的转化。罗伟章新作《谁在敲门》是当前重要作品之一,小说由敲门这个突破口启动,洋洋洒洒倾泻60多万字,只区分出七章,最后清去小标题,读者也从敲门起被抛入一条奔腾不止的河流,身不由己,直至被裹挟到篇末方才上岸。漂流中读者目不暇接,看到的东西太多,场景变化多端,上岸后回想领略的一切,百感交集,一时无从归纳,此即所谓“长河小说”,写的是时代和在时代潮流中身不由己的人们,这个“人们”人数众多。读者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们都是真实的,都是身边人,无一例外,而托马斯·曼说:“一个人不仅仅是过着他个人的生活,并且不管意识到与否,也是在过着他的时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尽管读者主要在感受,但在感慨万端之中,时代已默默浮现出它庞大身影。这就是此作之优势,以壮阔交响乐的方式传达重大和难于简单叙说的主题。
其实作品经过深思熟虑,结构相当严整巧妙。为父亲庆生,分散各地的七个儿女及配偶孙辈都要到场;父亲住院,大家又纷纷来看望;为父亲办丧事,全家成员再次聚齐,于是由“我”的视角,集中将家人们的各自表现与背景经历自然叙及。不仅如此,其间还牵涉到众多家族外的角色,于是借此分枝岔蔓讲述开去,触及到乡镇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新闻旧事,简直“要什么有什么”。其中有些次要人物如邱木匠、侯大娘、何老三、陈猪毛、康医生等,出场不多,形象独特,故事精彩,若分别挑出来各个加以生发,皆可独立成篇,但罗伟章不在乎大材小用,毫不吝啬地把他们写进书里细部,自然非同一般地强化了作品内容,重要的是,再现了错综复杂的原生态时代面貌。
当然,《谁在敲门》的书写重点是许家三代人,他们得到作者的精细刻画。尤其在性格和人品方面,一家人的区别和分化是显明的,这是由于他们与自己生活的具体环境相像,胜过与自己父亲的相像。小说中的父亲是个忠厚农民,一生都为子女着想,老来不愿住进城里儿女家,是怕打扰孩子的生活,想活100岁,也是想给儿子挣台县里奖励的彩电。但他住院后,儿女们立刻显出脸色的不同,大姐和大姐夫尽力操持,三弟表示住院费由他一个人出,而大哥、二哥怕出钱,早早就断定人已没有救头,甚至不愿跟去医院。这种分野其实已经影响到后一代,大姐的女儿有出息,收养的十多个干儿干女走正路;而大哥的儿子开腔就是谎话,搞传销坑及亲人,更惯于欺骗女人。应该说,在现实冲突与压力表面化环境下,人群里道德伦理形象会更为暴露,坚持正直与无愧卑劣在一个家庭里也可以出现显著分野。在小说里,最大量情节的公约数出自德行状况,它们激荡着时间进程,也为作品带来文学性观照的神秘力量。“我”的不断思考,加深了人们关于人生处境的认知。
大姐夫和大姐,是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家族的主心骨。作者对两个人物的塑造更为着力,也使他们给读者留下最为牵挂的深刻形象。
大姐夫是改革开放中乡村解放的一批能人代表,率先致富,也当上村干部,开始为大家办事。住到镇里后,把村支书当到了镇上,同时帮镇上工作,村上镇上两边跑,却不耽误聚人打麻将。他在村民中的威信,“不是摇旗儿摇出来的”,他曾上下奔走,四处筹资,不要村民出一个钱便修通了乡村公路。他回到家就坐躺椅上打呼噜,但为村里事却可以几天几夜不眨眼。带头救山火时被烧伤,不包扎就忙着安排受灾户。在开发天然气上,更是为当地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家岩从不出上访户,哪怕镇上书记强力干涉,也选不下他这个村中领导。以后,书记遇天大难题,反倒靠他设法解困,终使书记与他结为“死死的朋友”。这样一个人物,可称特定时期里产生的典型人物,颇为鲜活,谁都不愿否认他的存在。他并非洁白无瑕,也犯过重大错误,但为人们喜闻乐见,缘由他为人们的目光里带来面向未来的希望。
大姐和他恰成一对,是家里的“书记”,经常数落他,当着客人把他赶离躺椅,使他难堪。大姐是“传统型地母”,近30年里扳掉了大姐夫身上许多刺,只是一根赌刺无计清除。她常为亲戚们家里的烦心事操劳和接济,亲戚们也常到她家里住,住上七八天甚至长达两月,碗都不洗,她也并不计较。遇到父亲怄人,她曾数落父亲说,要是老天爷不让她父母双全,“就该留妈,不该留你”,还说过:“你将来走了,我是不会哭的。”在父亲哭丧仪式上,听说让她主哭,她吓一跳说不会,半天没哭出来,大嫂就笑着催,她也跟着笑。但接下来进入角色,就是一场好哭,长长悼词凄凉真切、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倾吐出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仅此一节,作者就将这位女子写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母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温厚强韧的女性美,虽身为弱者,却帮助人们摆脱种种困扰,书中的大姐唤起了人们对贤惠母性似乎远去的回忆。这样的形象,文学价值幽深长远。
作为个体,他们的命运未必一帆风顺,大姐夫后来遭人构陷,再次入狱,大姐因门前被摘去红灯笼,告别人生。这里有悲剧性,但恰恰如此,格外令人震撼,怀想不止。好久没有读到悲剧了,而悲剧在美学领域是一门不可或缺的重大艺术,它不意味着悲观,而意味着让人体味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力量,催人奋发,具有正剧所未必能达到的精神超越,同样染有时代性。在这一方面,罗伟章也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相信大姐夫出狱后,依靠经验,将在更高起点上为乡镇建设发挥能量,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
《谁在敲门》是一部时代潮流下的奔腾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