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着乡村生活经验的作家而言，直面哺育他的故土是无法逾越的梦幻和宿命，因为那里长养着生命的根芽。回到故乡是逆光的精神行旅，既是对存在之根的寻觅和体悟，更是对自我身份的确指与认同。罗伟章是胸怀着浓郁故乡情愫的当代作家，他始终顽强地以“地之子”的文化姿态和笔致书写着百年乡土中国的世事沉浮。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他有意识自觉地承继着“土地”的精神血脉和传统，以略带忧伤的执念在故乡的荒原中诗意地想象游走，无比激情澎湃地吟咏着他的“大地之歌”。从“声音”系列到《谁在敲门》，罗伟章始终不遗余力地质询着文明的更迭，建构着自己丰沛磅礴的“大地诗学”。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时代跃迁的光晕与面影、小人物的爱憎与善恶、生存的卑微与倔强、人性的至暗与清澈构筑出了绚丽多姿的故事之虹。《饥饿百年》以百年的乡村史和饥饿史力透纸背地尽显出父辈的坚韧与挣扎，《不必惊讶》呈现出的是传统文明裂变，《谁在敲门》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时代“魂魄书”，它重新奏鸣的是隐匿在时间深处的古老歌谣，再度唤醒复活了流淌于血液中的故乡记忆，那是“隐忍的挽歌，或史诗般的悲鸣”，坚实厚重之余具有撼动心弦的力量，同时又悠远绵长给予孤独寂寥的“现代人”以灵魂的抚慰。较之于远离故土的漂泊者，故乡意味着远游时无法消殒的羁旅之思，亦是源自生命本能的自我召唤。“怀乡”作为人类最质朴的原初情感总是不经意间以无意识的方式进入作家的思想世界，进而被不断地镶嵌内置到小说叙事中，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已经渐趋地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换言之，文化/文学中的“乡愁”是农业文明与生俱来的情感基奠，它天然地兼具着悲戚和愉悦的质素。伤悲在于远离故乡的无奈和无处寻找的茫然无措，而欣喜于彷徨无地之际还能够将故乡视为最后的精神寓所。

《谁在敲门》的主体结构主要由父亲生日、父亲在医院、父亲出殡和回到城市构成，罗伟章不吝笔墨地写出了当下时代的众生相，活画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灵魂，他将批判的利剑毫不犹豫地挥向了人性的纵深处。小说主要写出了时代变局中四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命运遭际，父亲一代静默地扎根于土地，他如同罗中立油画中的“父亲”，遵守着人与大地之间的生存契约，于困顿中寻找着活下去的出路；“我”（许春明）与兄弟姊妹一代遭逢新的历史境遇，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地犹疑和抉择；以丽丽、四喜、李志和秋月等为代表的子辈面对着新文明显得无所适从；天天、豆豆和方敏等成长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对于时事尚且懵懂，文明的“风暴”将如何深度地影响他们的人生历程还无法预知。罗伟章善于在普通人凡俗琐屑的日常市井生活中表达了他对时代和文明的省思，于乡风民俗、陈年旧事和伦理纠葛中映现了“新乡土中国”的“《红楼梦》传统”。他曾坦言道：“小说家的心境铸就一个小说的特别气质。我自己在创作中不会刻意煽情或考虑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就是想写下天地当中，人的日常以及在时代洪流当中人的命运。”罗伟章的小说观念内在性地决定了他的文学质感，他认定“小说的思想埋在作家和人物的情感里。对小说而言，思想是情感的结晶。情感决定认知，也决定对道德的评断和选择。认知不单纯是视野上的事，有时还与视野无关。托尔斯泰最深刻的思想，不是他发表的长篇大论，而是在小说的进行中，在人物的吃喝拉撒和白天黑夜里”。更为重要的是，生活的细节中还异常清晰地绽放着人性的微茫和光亮。

罗伟章的小说始终力求表现出的是个人与时代和历史之间的张力，他面对和处理的是“大历史”境遇中个体遭遇的思想困境和精神难题，这使得罗伟章在小说家之余还有着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气质。罗伟章尤为强调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可以说，《谁在敲门》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正面强攻和再发现。“谁在敲门”是时间的流逝，更有深刻的追问。对于小说的命名，罗伟章曾释义——“至于谁在敲门，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还可能是传统或时代。这既是一个陈述句，也是一个疑问句。当它作为陈述句的时候，内在灵魂是平和的，作了疑问句，就有了惊惧和不安。但不管怎样，敲门声已经响起，我们必须面对，并很可能因此而有所改变。” “谁”的语义链条中涵括着城市与乡村、文明与愚昧、欲望与人性及至生与死之间的冲突，更是罗伟章与现实世界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