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一直在小说中书写父亲，如果说在以往的小说中他主要写到了父亲的坚韧和顽强，那么在写《谁在敲门》时父亲形象就有所变化了，他一出场就是一个衰弱的老者，他代表了农村的现状，衰弱的父亲象征着农业文明的衰落。小说主要抓住土地和家庭这两点，塑造了一个在土地和家庭中一并衰弱的父亲。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给人们呈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另一种情景，农民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土地才能生存下去，人们纷纷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希望。如果说过去父亲是有着威权和力量的，这些威权和力量无疑都是土地所赋予的。小说回忆了当年，母亲死去后，留下七个孩子，虽然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不是一个强悍的男人，但他仍然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就因为他依仗着土地。如今，父亲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出息了，而且不必再像父亲那样只能凭土地生存了，他们多半离开了土地，活得似乎更好。过去依赖土地，才有故土、故乡一说，可现在是稍有一些活路的人都不愿留在故土上，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姐夫是村支书，却长年累月住在回龙镇，村民有事要办，“都是提了烟酒鸡鸭，来镇上找支书反映”。父亲想在乡下过生日，却拗不过子女们的安排，坐着儿子的摩托车到镇上来过。镇上虽然是大女儿的家，但他每次来女儿家的结果“不是害头痛，就是害身上痛”。这一切都在暗示，父亲的魂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父亲的问题是他再也不能真正回到土地了，他最心疼的也是土地再也留不住他的子女们了，他揩着眼泪对子女们说：“你们爸爸没本事，要是我有本事，每个月给你们发他妈一万块，叫你们一辈子不离乡，一辈子不去吃外面的苦。”小说所记的关于父亲的“流水账”，前两个“流水账”的空间都与乡村土地无关，一个是镇上的女儿住房，一个是县里的医院，这样的设置看似漫不经心，却真能见出罗伟章的心机。父亲唯有死去以后才能再一次回到土地，因此这就有了在燕儿坡为父亲办丧事的书写。这同样是“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叙述，但我们也明显看到不同于前面两笔“流水账”，这里是大量乡村丧葬习俗，充满了仪式感，这些习俗、规则和禁忌自然是农业文明的表现形态，但它们平时几乎都处在沉寂消弭状态中，只有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它们才复活一次。当父亲埋入土里以后，亲人们也就四散开来，回到他们各自该去的地方。这仿佛是在说，在土地上长出来的农业文明，如今被埋进了土地里，回到了它的原初处。

另一个关键点是家庭。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的族群了，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细胞，小说一再强调了家在乡村的重要性，比如说“没有不孝的出家人”，又说“这片大山大水地界，没有六亲，寸步难行”。父亲则是家庭的主心骨，但眼下的父亲不仅老了，而且已经无力掌控子女们了，他的唯一作用便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象征，有他在，这个大家庭还在，“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千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农业文明衰落最突出地刻印在家庭上，从形态上说，家庭变得越来越松散，特别是到了父亲的第三代，几乎没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家庭观念，要么是像丽丽那样还没扯结婚证就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以后男的又跑了；要么像燕子那样都准备办婚礼了，却发现自己的新郎正在与自己的表妹谈恋爱。家庭的外壳名存实亡，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家庭的内涵已经变得十分苍白。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亲情是家庭的润滑剂，因此将“亲亲”作为家庭的本体，所谓“亲亲”，意思是要亲爱你的亲人，这种亲爱更强调奉献和施爱的行为，是孝悌，是恩爱，因此古人说“亲亲为大”。罗伟章以大量日常的生活细节来展现许家几代人的来来往往，但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会感到，“亲亲”的情感和理念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迭变得越来越淡薄。我很欣赏罗伟章在最后一章专门设计了一个“红灯笼行动”的情节。县里的张书记要倡导传统道德，便在全县开展“红灯笼行动”，给全县的每一个家庭进行评比，能够做到人生八德的，便在家门上挂盏红灯笼。有意思的是，不少村民在挂红灯笼和评上扶贫户这两件事上反复加以掂量，有的为了得到扶贫户的实惠，宁可不挂红灯笼。于是在挂红灯笼这件事情上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红灯笼行动”也挽救不了满是裂缝的家庭。结局是令人沮丧的，曾经是照顾着许家三代，谁有难处都要到这里寻求帮助的大姐和大姐夫家，最终也被官方将门上的红灯笼取掉了。罗伟章用一句话描述了被取掉红灯笼的大姐家：“屋子里照旧纤尘不染，只是更加落寞了。”这与小说前面所描述的在这屋里为父亲庆生日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仿佛是父亲离去后的必然结局。

出于对农业文明的整体性思考，罗伟章在叙述中就特别用心于气的贯通和空间意识的铺展。父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灵魂，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部祭奠父亲的小说。故事就是围绕父亲而展开的，父亲的形象仿佛就是小说的一股气，罗伟章顺着这股气连绵写来，由强到弱，由聚到散，一气呵成，正因为气的连贯性，尽管小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日常生活细节，却丝毫不给人有零碎之感。小说明显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三个关于父亲的“流水账”，但小说并没有写到父亲去世而终止，因为父亲虽然埋进土里，他的气还没有断，还弥散在亲人们的身心，因此小说继续写了第四部分，写父亲死去之后，人们的生活状态。土地与家庭都给人一种突出的空间感，罗伟章说：“我的家乡人，世世代代被钉死在土地上，空间便成为最深的渴望，而今他们满世界跑，空间本不构成标准，但血脉里关于空间的神往，依然活着。”因此他在叙述中具有自觉的空间意识，并通过空间意识的铺展，使小说结构形成一种板块式的递进关系。以父亲的生前和死后为界，在空间感上形成了明显的区别，父亲生前的三个部分，以父亲为中心，是一个朝着中心凝聚的空间，而在父亲去世后，人们就如同一盘散沙各奔东西，构成了一个向外扩散的支离破碎的空间。这种空间感的变化更加凸显了父亲作为农业文明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