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是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不可多得的收获。有人将其称为乡土版《红楼梦》，也有人则称之为乡土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类比并非拔高。自然，我们不是把《谁在敲门》跟《红楼梦》做文学史地位比较，但从叙事艺术看，它们确实不无可比性。《谁在敲门》放弃了罗伟章十分熟悉的以观念性、象征性架构小说的现代式写法，而以极强的叙述耐心将汤汤水水的乡土生活流组织进随处可生、随处可终的网状结构中。这无疑是得自《红楼梦》的中国叙事传统。《谁在敲门》的人物刻画，也极见功力。即或是边缘配角，寥寥几笔，个性鲜明，且极具心理张力。这些，无疑都证明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具有中国气派和现实主义创造性的作品。不过，这部小说厚重的精神意蕴不应被忽视。谈其思想，则无法绕开其题材。罗伟章本人似乎并不愿意人们过多强调小说的乡土题材，在一次访谈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好小说就是好小说，不因题材加美。诚然，题材绝不是小说成功的充分条件，好小说家可以驾驭题材、超越题材，但对重要题材有效的、创造性的挖掘，确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助力。在我看来，谈论《谁在敲门》不妨有诸多角度，但乡土新变确为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乡土文学的概念自鲁迅提出始，如今已成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的百年谱系。可是，《谁在敲门》显然不是在过往乡土文学的延长线上写作。《谁在敲门》是乡土之书，也是提问之书，这从书名即可看出。人们熟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开头的命运敲门声，《谁在敲门》无疑饱含隐喻：谁在敲门？这敲门声又包含着怎样的危机和警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描述和见证，它也诊断并发出疗救的召唤。《谁在敲门》便是这样的现实主义。
《谁在敲门》出版的100年前，鲁迅小说《故乡》发表。从《故乡》开始，知识分子回望故乡成了现代汉语文学的母题。100年前，鲁迅在故乡看到的是渐渐呆滞的闰土和“眼睛间或一轮”的祥林嫂们。在鲁迅那里，乡土并非自然之地，乡土充满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乡土是宗法秩序治下之域。对于正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进步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乡土是压迫性的，是吸附生命活力的怪兽。与鲁迅不同，沈从文对乡土和故乡的认知是肯定性的，也是审美性的。在他那里，乡土不独不是怪兽，还绽放着一朵朵淳朴至诚的人性之花。不妨说，鲁迅和沈从文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两种最经典的乡土视域：启蒙性和审美性。启蒙者审视乡土，期望乡土内部发生现代性文化位移；审美者心仪乡土，将乡土之域想象为人性和精神的栖息地和乌托邦。只要当代性没有真正到来，启蒙和审美这两种乡土图式就不会发生真正改变。
显然，《谁在敲门》不再是现代性视域下的乡土书写。现代的各种质素已经迅速渗入了乡土内部，具有真正现实感的作家，必然无法再站在启蒙或审美的立场来书写乡土。当代乡土世界内部的社会景观和精神难题，召唤着当代作家去面对和处理。无疑是感受到此种召唤，曾经书写了大量进城故事的罗伟章，近年多回望故乡，他要书写乡土内在的空寂和荒凉，更要书写当代人精神之根所出现的困境和危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罗伟章为何淡化城市或乡土的题材概念，因题材并非他写作的出发点。他关心的是人，人的生机和危机。人进城则写城，人返乡则写乡。正是沿着对当代人内在精神病灶的勘探，罗伟章才回到乡土，并书写了表现乡土新变的《谁在敲门》。
《谁在敲门》主体部分围绕一场寿宴和一场葬礼展开，以八旬老人许成祥的家庭为主轴，既深入了当代乡土世界的汤汤水水和根根须须，又从沟沟壑壑中窥见乡土精神畸变的水落石出。
罗伟章对盛大葬礼的细腻书写，堪称大手笔，限于篇幅，此处不对其葬礼叙事加以展开，单表葬礼在此间的隐喻和深意。小说叙事人许春明乃是已在省城落脚多年的画报编辑、诗人，多年来他与城市，与故乡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父亲的离世，是他重新审视与父亲及故乡关系的契机。葬礼所寄寓的其实是如何重建当代人与文化之根的关联问题。许春明与父亲及故乡的精神关系既非“弑父”，也非“恋父”。对于启蒙者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弑父”来为民族文化开创新的可能性；对于守成者而言，他们则希望汇入“父”所代表的象征秩序以保持文化的稳定性。可是，就当代现实而言，当我们返身回眸故园故土，会发现我们，乃至父辈、祖辈的来路已日渐模糊。鲁迅的时代，闰土们还困守故乡，而罗伟章所凝望的中国，无数当年的闰土们已经成了《谁在敲门》中的四喜和燕子们，扑腾冲向外面的世界，却并未找到很好的栖身之处。他们或骗人，或被骗，或带着满嘴不可信的谎言，或带着满身难以释怀的伤痕。他们与故乡的根被生生地斩断了。
《谁在敲门》以细密而苍凉的笔触书写许成祥的葬礼，许成祥七个子女，内内外外，子子孙孙，于葬礼间悉数登场。对一般乡土民众而言，许成祥儿孙满堂，后辈有成（三儿许春明居省城，女婿李光文为李家岩支书），八旬而终，有一场如此盛大的旧式葬礼，可谓圆满。可仔细体味，便知这可谓是燕儿坡最后一场旧式葬礼。在礼仪稳固的乡土世界，葬礼不仅是对亡者一生的总结，也不仅是对生者哀恸的抚慰。葬礼在阴阳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建立了乡人对生与死的象征交换，礼在则生稳。许成祥的葬礼是旧式的、隆重的、体面的，可是越是如此，萦绕于葬礼的那些日常的、破碎的、转瞬即逝、各怀心事的细节，越让人感到，新变已来，旧礼难继。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剧感渗透于葬礼的暗角，这在现实层面是许成祥的葬礼，在象征层面是罗伟章以笔为将逝的旧乡土世界举行的浩大葬礼。100年前，鲁迅追问的是乡土之民如何进入新世界；100年后，罗伟章所面对的则是，乡土成了空山，当代人如何重建生命之根的难题。两者都是真问题。因此我们便知，《谁在敲门》不仅关乎一家、一村、一镇或一县，它真正关切的是脱乡入城的当代人的原乡问题，是每一个逐渐失去故乡的中国人何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性难题。真命题，大手笔，是谓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