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敲门的是“我”的兄弟，他带着爸爸，推开了大姐家的门，也推开了小说的大门。一个线头，引出了无数的线头；一个人物，带出了一个家族、一个乡村，乃至一个悲喜交加的人间。他们挤挤攘攘，在小说里大声说话，或者窃窃私语，向我们袒露个人的经历、个性与欲望，也诉说自己的命运，因此牢牢地攥紧了我们的心弦。谁在敲门？如此平常、平淡的一问，经由作家罗伟章的清洗、打磨，仿佛有了千钧之力。它拂去了一直以来笼罩在乡村的面纱，让一个真实而崎岖的乡村向我们显露了自身。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堪称独特。这样一部体量巨大的作品，本来有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写作方法，作家却无意遵循既有的写作法则，即通过戏剧化的事件呈现社会结构，达到了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说起来，支撑这部小说的骨架是父亲的生日、生病与葬礼，是具体而微的生活本身，又是抽象而旷远的——想想吧，人的一生，也无非是生、老、病、死。面对这人人说得而人人又说不清的人世间，作家只是源源不断地输出细节，犹如恒河之沙的细节。细节自身携带着能量，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细节仿佛自动游走到它应该在的位置，密密匝匝地缠绕，形成了一张人世间的网。是了，这就是《谁在敲门》给我的感觉：它织就了一张尘网，挂满生活的蛛丝，牵一发动全身。
站在这张尘网中央的，是大姐夫。这是罗伟章为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的又一个深具性格与魅力的人物形象。在关于当下乡村的创作中，作家们要么着眼于乡村基层政治空间，要么着眼于家族内部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仿佛是两条有着自己道路的河流。通过大姐夫这个人物，罗伟章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体。对于“我”的这一繁茂家族而言，大姐夫因为牢牢掌握着权与钱而成为整个家族的话事人与庇护者。因为这个缘故，无论父亲本人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其他人怎么想，父亲的生日只能是在大姐家庆祝。看上去，这是对千百年来恒定的乡村宗法秩序的冲击，但暗合了人们对力与利的趋附与臣服。大姐夫的个人魅力软化了权力冰冷的棱角。在家人看来，他是一位对孩子有求必应、不以门户之见规定孩子人生选择的慈父，一个有缺点偶然越出轨道但还算称职的丈夫。家族因为有了大姐夫这个掌舵人，在遇到暗礁险滩时，多了几分转圜的能力，他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这一点，从父亲丧礼的仪仗安排就可见出端倪。按理，拄孝棍该是老大，可是大哥忙得脚不沾地，二哥做礼生，大姐夫就担纲了这一角色。有意味的是，对于这样安排，家族也好，乡里也好，没有人提出异议。那个“头披绖巾、身裹长衫、自始至终曲着腰”的大姐夫的形象，深深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如果说，在家人眼中，大姐夫是温情脉脉的，在乡民眼中的大姐夫却是精明强干的。他擅长洞悉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灵活地在普通百姓和上级官员之间斡旋，并利用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为自己搭桥造势。权势蒙蔽了他的眼睛，他错将人们对他的畏惧和逢迎当作拥戴。于是，权势在欲望中一点点膨胀，人心在情理中一点点涣散。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强势的村支书，似乎有着把控一切的能力，也有着他的虚弱。大姐夫迫切希望通过“我”这位走出乡村的人获得更大权力的保护。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显然无力承担他这一重托。毫无意外地，他跌入了命运的深渊。罗伟章刻画出了一个人的命运轨迹：那是一道抛物线，他从极低处起笔，经历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得意，再度回到了起点。而这中间，有多少枝蔓、多少因果。由这个人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索，他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他本人吗？他和这个既恒常稳定又随时势而变的乡土社会又是什么关系？
在为乡村基层的权力人物画像的同时，作家没有忘记那些因为天性聪明、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却因为种种原因湮没在乡村的读书人。那就是二哥。二哥是一个聪明人，热爱文化，他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出路。作家悲哀地发现，在乡村，文化是没有力量的。二哥读的那些书，被二嫂煮猪食烧掉了。在村里人看来，看书是有直接的目的性的，那就是为了考学，读书，不过是离开乡村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考学还看书，那就是不务正业。而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是要出毛病的。这意味着，对二哥来说，乡村就是一片文化荒漠，他甚至很难按照自己的心意，像一个文化人那样活着。二哥的乖张、怪癖皆源于此。没有人理解他，哪怕是至亲也不能。他的出轨情事，希望寻求到一个精神的出口，说到底，也不过是对于不被理解的无谓的反抗。很快，这反抗也被证明是如此庸俗。像二哥这样的乡村文化人，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仪式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二哥类似命运的，还有做阴阳先生的刘显文。他本来应该是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那一类人物，却被乡村挽留，保存着传统文化的那一点点余味。
乡村是一棵苍劲的大树。如果说，大姐夫、大哥、二哥是这棵大树的树干，那些新萌发的枝条，又伸向了哪里？在四喜、丽丽、李志这一茬乡村青年身上，背负着乡村整个的未来。他们要么沿着父辈规划好的道路，按部就班地生活，要么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闲逛，从贫瘠的生活里榨取不多的乐趣，有的误入歧途。其中，最为出彩的是四喜。四喜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游荡，并因而生成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对待生活，他们不再像父辈那般将穷苦视为磨砺，只为走出一条别样的路。他们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吞吐、消化遭遇到的一切。他们两手空空，不断地索取，向城市，也向自己的亲人，不惜抵押上自己的信誉、人格，却不肯为此付出哪怕一点点。他们会把日益苍老的乡村带到哪里去呢？
《谁在敲门》之所以动人，还因为它的叙述者。整部小说一直萦绕着“我”饱含忧伤与眷恋的声音。一个被乡村哺育，后来又离开了乡村的人，在情感上，他始终将自己视为乡村的背叛者，始终对乡村怀有不可名状的愧疚。当他事无巨细地讲述故乡的人与事之时，他也在反复体味、省察自己对乡村的感情。他说，“每当在老家待几天，起程离开时，我都想，我在慢慢地丢了故乡，那里只是因为故乡的人少了，房子塌了，庄稼地变成荒草地了，我真正丢掉的，是再也没有先前那种缠缠绕绕的贴恋。我先前回家，见到一棵草，也觉得亲，觉得它是为我长在那里的，是知道我要回来，才在微风里轻颤，在雪尘中挺立。现在没那感觉了。有时候，我们几姊妹坐在一处，从头至尾地谈论母亲，并非真个把母亲记得那样牢，而是在谈论当中，去回想当年那种拆散不开的滋味儿。”现在，这个离开故乡的人用一本《谁在敲门》从时间深处夺回了他的故乡，而我们也在反复阅读中重新回收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新拥有一个广袤的世间。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