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超拔意识的作家，他无论写什么题材都不会局限在人事物的表象之上，古代文论有所谓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在这个意义上，同现实主义的旨归殊途同归，即对于现实的书写并非意在用文字模拟复制出一个世界，而是通过对现实的模仿或建构，指向某个超越性的、普遍性的认知。
罗伟章就是这样的一类作家，他写农村并不仅仅是地方性的或者乡土性的——尽管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是通往某种人类共通的情感与高远乃至抽象的思考。比如近作《隐秘史》，乡村里的命案通向的是更为普遍的关于“罪与罚”的道德自审，《谁在敲门》则是通过父亲的衰老、死亡与葬礼的过程，抵达对传统的记忆。
《谁在敲门》是一部近年来少有的细腻而具有宏阔气象的史诗性写作，作者的耐心有时候会让我想到写《2666》的罗贝托·波拉尼奥。“史诗品格”这种评价近年来被滥用了，并且走入了一种空洞的模式化，即用较长时间的历史变迁与家族历史或者个人命运相互叠印穿插的方式来展现所谓的“史诗性”，很多时候缺乏精细入微的心理与精神刻绘，从叙事手法上来说也没有创新。《谁在敲门》的情节线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父亲之死，围绕这个核心事件，通过记忆与闲话的方式将许家七兄妹及各自的家庭和关联的社会关系铺陈出来，进而展现了乡土传统在老君山、杨侯山和镇上的风俗民情在当代的承与变。
虽然很多时候叙述视角是由“我”——进入到省城工作的小文人老三许春明展开，但涉及到其他“我”所不见的亲戚朋友的情节时，则不易为人察觉地自然转入到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小说涉及到的人物和情节杂多而琐碎，但娓娓道来、有条不紊。罗伟章用娴熟的笔力在素朴的白描中自然融入深沉的抒情与精妙的议论，结实的细节给这个线索并不复杂的小说注入了烟火气和质感，因而在线索单一而枝蔓芜杂的、看似悖反的叙述中，依然葆有了令人兴味盎然的阅读快感。它体现出了“小说”的本性，聊天闲话、流言蜚语、道听途说、齐东野语，充满世俗化的日常性。小说的文学性也就是体现在这里。
从总体框架来说，《谁在敲门》是 “生命树”式民间叙事，垂老的父亲如同树的主干，许家兄妹及亲戚友邻等众多人物，还有牵涉到为父亲办理住院和葬礼的各色人等的出现，携带着各自的人生，将这个主干扩张开来，伸展出不同的枝叶、根系和与之相连的山峦水脉。在这里，看似自然而然如水流淌的叙述就具有了原型意味，汲取了民间文学和口头传承的传统，他要讲述的是一次告别仪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大事则是婚礼与葬礼，这是一个家庭与一个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仪式，成为统摄与解构生命的基本语法。结婚是新生和创造，丧葬则是缅怀与逝去。《谁在敲门》从一开始就弥漫着浓郁的挽歌意味，父亲的葬礼可以说是所有情节与人物的汇聚点和发散点，将所有的前世今生、家长里短、背井离乡、钩心斗角、奔波劳苦、恋爱婚姻、抚育子嗣……都绾结在了一起。这里有底层的辛苦心酸，也有平常的鸡毛蒜皮，有能人、小人与奇葩，也有传奇、浪漫与狗血，在看似零散的叙事之网中打捞起时代与社会的水纹与光影。它对于川东山区地理人文的浓墨重彩，不免让人想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而通过主叙述者“我”的抒情与议论，又具有超越于自然主义描摹的自我反思与诘问。
所以，拨开被琐碎日常遮掩的情节表层小说的核心词语是时间。罗伟章在后记中写道：“《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如同河流昼夜不息向前流淌，世事在变，人情在变，家庭与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情感与精神样态也不可避免地相应发生位移，这一切都如同兄弟姐妹的经历、儿女子侄的成长，以及父亲的衰老与死亡一样具有必然性和自然性。
时间给予社会与生活的嬗变，首先就是家庭、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分化，伴随着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各自不同人生路向出现，这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中西古今文学作品中的恒常主题之一。小说通过这种分化讲述了家族共同体、地方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瓦解和重组，是其现代性和现实感所在。面对金钱与分家时的明争暗斗这种兄弟阋墙、姊妹反目的情节并不新鲜，它们也不构成对于传统家族观念的真正破坏，真正让父亲死后的“大家庭”分化为一个一个带有“核心家庭”意味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也就是说内在的裂变是由外部社会的转型所触发的。与之并行的是相应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工商价值的入侵悄然而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摧毁了地方“小传统”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的伦理道德，而从官方的“大传统”而言，其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脱贫攻坚和全域旅游，它们几乎让老君山、杨侯山的生态、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构成了传统的隐喻，而大姐许春红、大姐夫村支书李光文在父亲死后再也无法扮演和支撑起大家庭家长的角色，也无法继续维持对村社共同体的权威角色，因为父亲所代表的那一套传统的象征秩序从根基上被拆卸了。所以，整个小说的基调无疑沉浸了对大姐、大姐夫的同情，充满了对于颟顸与自私的大哥大嫂、兄弟弟妹、幺妹幺妹夫的理解，对坑蒙拐骗的侄子四喜和偏执愚蠢的侄女秋月的不满，但更多是体谅和身为小知识分子“我”的愧疚与反思。
叙述者“我”所能做的只是记忆，为一个行将逝去和正在逝去的过去立此存照，为父亲的包容和宽厚、兄弟姐妹的亲情和留有温馨和龃龉的故乡谱写一曲宛转悠扬的挽歌。“我”之所以巨细无遗地精雕细刻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与人物，浓墨重彩山乡与小镇的民俗与风情，正是一种物哀式的留存。因而，这是一部生命之书，也是一部记忆之书，信息经过记忆的过滤才成为历史，生命也因记忆的充实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