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批评的有效性是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问题。何为有效的文学批评？李遇春认为，区分文学批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根本标准是“实证”。他长期倡导和践行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早在2010年作为《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出场时，便已公开表达其“从阐释到实证”的批评观，在之后的《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新世纪文学微观察》等当代小说批评实践中，其新实证主义批评方法日渐成熟。近著《心证·史证·形证——中国当代小说经典二十家》（以下简称《三证》）则以更鲜明的立场重申其新实证主义批评观，在更阔大的理论视野下完善其新实证主义批评理论体系。
李遇春倡导的“新实证主义”，是一种把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心理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结合起来的、具有科学性和总体性追求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它由“心证”“史证”和“形证”三种批评方法构成，融合哲学（心理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学（审美）批评，与“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学术境界声气相通。所谓“心证”，偏重内部取证，倾向于发掘作家个人材料，包括文字性的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所谓“史证”，偏重外部取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社会、历史、经济、伦理、宗教等语境解读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所谓“形证”，则指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逻辑分析，强调从文本内部自我指证，从文字、语言、结构、叙事、修辞、版本等形式层面进行学理性辨析，带有逻辑实证主义意味，它是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前提和基石。李遇春理想的批评形态即是从“形证”出发，通过识别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实现“形证”与“心证”的结合，进而通过“史证”探究促成作品的形式特征以及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维特征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并透视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神风尚，由此抵达“形证”“心证”“史证”相融合的新型“实证”境界。
这一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体系，既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中西批评理论资源的融会贯通。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纵向梳理中，李遇春从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文史互证”、鲁迅的“知全人”、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等理论和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力及其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横向考察中，李遇春发现丹纳的传统实证主义批评、戈德曼和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叙事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通常被视为偏向人文主义路线的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批评理论，无不以带有科学性的实证为精髓，都是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三证》以“实证”为利器建构了一种立体性的新实证主义批评模式，将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两种研究模式有机融合，以期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健康发展，并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
在清晰的理论指引下，《三证》选取当代二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展开高度自觉的新实证主义批评实践。如在对茹志鹃小说的解读中，李遇春较早地突破文学史“清新俊逸”的风格阐释，追问茹志鹃何以如此的心理动机，进而发现茹志鹃之所以在《百合花》中倾力虚构一种美好温馨的回忆，原来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利用叙事权力虚筑精神憩息地，从而获得一种潜在心理补偿。在此基础上，将“心证”“形证”与“史证”结合，延伸考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爱情叙事和田园叙事给予作者、人物和读者的多重心理补偿，以新实证主义抵达一个时代隐秘的文学内核。此外，在对孙犁抒情小说的心理隐秘、陈忠实文化小说的精神剥离、迟子建长篇小说的空间诗学、韩少功的文体创新与古典资源、刘醒龙的文化人格与重塑传统、格非的先锋转向与发现传统、乔叶的心理现实与女性写作、红柯的神话叙事与原型结构、欧阳黔森的方志小说与地方话语、朱山坡的野生人物与民间传奇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穿透表面化阐释，在更为深广的理论视域中发现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文学史意义。
毫无疑问，“实证”并非新词，“新实证主义”更非新的发明，但李遇春倡导的新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法论确实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切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理路，以批评的学理性和有效性直指当下文学批评的痛处。这种理论自觉一方面来自其多年来的批评实践和思考，对文学现场的熟悉和敏锐让他清醒地看到当下文学批评的弊端，即常常陷于简单化的主观阐释或生搬硬套的过度阐释等误区而不自觉；另一方面也来自其新世纪以来从事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因为长期浸淫于文献史料的研究让他越来越相信一种三证合一的“实证”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这种方法论体系不仅能赋予当代文学研究客观的理性品格，而且能抵达文学的精神奥义和审美境界。经过多年的学术耕耘，一端是旧体诗词，一端是小说批评，李遇春真正实现了在两种看似不相干的研究领域的融会贯通。因此，新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提出，不仅在批评方法上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案，也在研究范式上提供了一种打通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路径，对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