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崭新、充满活力、无边广阔的现实正阔步而来。面对现在进行时的新现实，文学如何进行审美书写涉及处理时代中心经验与时代精神的重要命题。在这个全球化、高科技化、加速化的21世纪，乡土所经受的震荡和变革往往更为剧烈。自晚清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持续百年的历史进程。及至21世纪，这三者乃至三者的时代变体之于乡村共时性地倾泻而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文学如何感受、认知、把握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由是观之，面对刚刚发生且正在发生的乡土新现实，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有效地回应了这一场新的山乡巨变。《白洋淀上》延续了关仁山一如既往的关于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表达，又面对由网络、大数据等一系列高科技进一步推动中国乡土社会加速发展的新现实，展现了他对新农人和新乡土的新思考：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通过“耕读传家”的新时代转化既形塑了乡土新现实，更为其铸魂。换言之，《白洋淀上》对耕读传家的书写，有力地回应了乡土社会在新时代的整体性社会语境中如何完成乡村振兴的难题，如何叙述国家话语与乡村新现实之间的关系，小说依赖怎样的叙事方式呈现乡村振兴对乡村日常生活、人情伦理和家庭结构等的影响，亦即《白洋淀上》对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进行了怎样的文学想象和建构。
耕读传家是传统乡土中国生产、生活观念的底色。及至当代，耕与读被赋予新的时代色彩，耕读不仅是传统观念意义上的客观生产实践活动，更被审美置换为劳动与知识的双重叠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关于耕读传家的文学叙述，打通了十七年文学关于劳动价值和新时期文学关于知识价值的讨论。具体到《白洋淀上》，关仁山并非将耕与读分开进行书写，而是进行耦合，于二者的交互融合中锻造了乡土新现实和新农人。
首先，耕读传家实现了乡土新现实与国家话语的共构。十七年文学尤其合作化叙事中一直纠缠的个体与集体的二分法，在《白洋淀上》不仅达成和解更革新了“公私相嵌”叙事，使之成为边界消融的价值共同体。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消息一出便迅速传遍全国。关仁山决定以此为背景进行长篇小说创作：“面对乡村的历史性变革，作家不能淡然视之、无动于衷。我想将这宏阔、沸腾的建设场景和富有烟火气息的百姓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在白洋淀的王家寨驻村采风期间，关仁山与当地渔民同吃同住，深入了解他们生活的肌理。世代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农民，因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将要告别“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国家的全局性规划加速了白洋淀原有乡土社会秩序的转变。农村的人口构成发生变化，白洋淀如何完成转型给了关仁山多重观察视角。
《白洋淀上》的主线故事围绕王永泰一家三子的生产生活故事展开。王永泰有三个儿子：杨义成、王决心和抱养的雁翎队队员水上飞的孙子胡德。三个儿子三个姓氏，三种小家庭组合，叠合三种不同乡土亲缘关系伦理的同时，亦即象征着新乡土时代背景下，传统农民转型的三种指向：过继给杨三笙家的杨义成“知识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王决心深耕劳动，踏实肯学，最终成长为优秀工人，妻子乔麦扎根土地，搞土地流转和种子培育创新；被王永泰过继给妹妹的胡德（后改名为王德）兜兜转转经营小生意。耕读传家所呈现的对劳动和知识的耦合，指向的是新时代乡土叙事中，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交互式书写。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已不完全适应新发展形势，劳动与知识的结合既是个体人生出路的现实选择，也与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相协调，劳动的价值不再被划分为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个体与时代共同成长，使二者在价值层面完成了共同体的建构。“我说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层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通的社会，而且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费孝通的这段表述实际上从根性文化层面将中国社会分为三种形态：乡土社会、传统城市、新兴城市。这三种社会形态在白洋淀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共时性地被架构起来，智慧农业的构建，央企、国企、民企的集约化发展，科技对生产、生活的加持等，形成了地面、地下、云上的三重白洋淀新区，这也是关仁山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思考。
其次，耕读传家在于劳其筋骨与苦其心志的二重组合。小说的最后，路海生与王决心的师傅鲁大林一起从巴基斯坦回到了白洋淀新区，鲁大林感叹：“海生在那里摸爬滚打，任劳任怨，真正长大了。”路海生自己也剖白道：“我过去年轻气盛，傲慢、随性，如今我都明白了，一切都是虚的。在央企干，像大林兄一样，凭的是实干，凭的是业绩。”走过岔路的路海生思想观念的转变，源自于劳动的改造，实干成为核心关键。劳动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手段，在劳其筋骨的同时，也苦其心志，重点在于改造了人的思想。如果说路海生在劳动中被改造了思想的话，那么乔麦就是在劳动中被知识提升了认识。她从被家暴的农村家庭女性，一步步成长为大规模流转土地，进行种子创新培育，建设智慧农业的新农人，离不开知识的加持。《人生》中高加林的痛苦很大程度上在于因为拥有知识获得尊重后，很难再俯身躬耕。同样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乔麦，自身并没有获取作为资源的知识，但她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和深化了思想认识，视野和格局弥补其知识不足，又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不懂良种培育的相关知识，就请教或者高薪聘请相关领域的教授和博士。劳动与知识在乔麦这一时代新农人身上完成共构。乔麦这一“新人”形象的建构也丰富了我们对“劳动”和“知识”概念的理解，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写实与想象提供了有效视角。乔麦也是关仁山贡献给乡土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收获。
“我不想简单地写雄安新区和乡村振兴，而是把白洋淀农民的个体放在历史中去观察和塑造，看他们在新时代如何绽放光芒。”新的时代赋予了关仁山笔下各色人物新的精神特质，这些人物也传递出乡土新现实的某些重要核心要素。汪家寨的老支书胡玉湖在即将退休之际，曾无限感慨，后悔自己把精力投入无价值的损耗中，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愿意像王决心那样敢说敢干。赵国栋极力化解女儿赵晓薇与男朋友武玉龙之间的矛盾，在于他认为武玉龙“有才”，不愿意女儿与武玉龙分手。劳动与知识不仅创造价值，本身也赋予人物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叙述中，无论苦其心志与劳其筋骨，还是劳动与知识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
最后，耕读传家赋予新农人们新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在于进入马克思所谓“生产力的再生产”领域，蔡翔老师所谓创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在丰富价值标准的同时，更指向了一种“主人翁精神”。新时代的乡土人从传统的劳作方式的束缚中走了出来，乡土获得了更多经济自主权和内生的主体性。乡土也不再只是稳固而变化缓慢的经济屏障，和类乌托邦式的情感眷恋之地。当乡土同样被时代变化的车轮卷入，带来巨大变革，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农民甚至被乡土文明深刻塑造的中国人，陷入了另一重愈加显著的不安：往昔的安然自在被打破之后，心灵如何安放？灵魂何处栖息？这是乡土文明为底色的现代中国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新时代文学所应思考的“新乡愁”。
对此，《白洋淀上》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那就是耕读传家使得“劳动者不仅获取了政治和经济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可能获得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不仅停留在个体择偶和社会地位的争取层面，更直指一种新时代的“主人翁精神”。耕读传家打通了“次元壁”，线上线下、云上云下都不再有壁垒，更何况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再是单一向度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再教育，而是形成劳动与知识的双向互动，使得个人的价值与社会效益同频共振，劳动与知识共同形塑了新农人的“主人翁精神”。比如，大学生孙小萍被大乐书院吸引，自愿扎根王家寨，带动村民读书的同时，还搞起了农民大讲堂和网络直播。而农村青年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样式愈加多样，捡起了知识同样也能踏实劳动，可以如杨义成一般学有所成反哺建设，也可以像王决心一样边干边学，掌握先进的焊接技术反哺科技，践行“工匠精神”。耕读传家赋予新农人们新的个人价值的同时，更打破“次元壁”建构起一个价值共同体。个人价值并不会被价值共同体消融，价值共同体也因为个体价值的彰显愈加圆融。
小说的最后，王家寨的实景表演“淀上升明月”终于成功演出，蓝色白洋淀、红色白洋淀、金色白洋淀、绿色白洋淀的四场表演，勾连起了白洋淀的古典文化传统、红色资源、踏实肯干的精神和梦想。白洋淀的变化正是是乡土中国变迁的缩影，文学锻造乡土新现实，既要形塑也要铸魂。乔麦最后的深情剖白或许为耕读传家的书写做了最好的注解：“凭借自己的劳动来化解苦难，生活就有了盼望、有了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