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历史学家许倬云一句“往里走，安顿自己”的“旷野呐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在人类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冲击之后，在飞速运转的世界里，脆弱的生命与自然、孤独的个体与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共处，这不仅仅是人们必须重新探讨的哲学命题，也成为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追问的现实问题、生存问题和灵魂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姜耕玉的长篇小说《寂静的太阳湖》应运而生。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终究回归寂静，但人类生命所依何去何从的追问，却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高原呐喊”。
正如作家在诗作《藏羚羊诔》中所吟：“你们尸骨内部有一口钟/荒原上仍回响着黑夜之歌”，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可可西里，因作家的叙述，这位“美丽的少女”，带有地处高寒的江源地区“无人涉足、也不允许人类涉足”的神圣涵义。然而，自1984年始，每年有两三万人涌入这里淘金，后来又转向猎杀藏羚羊群，本该寂静的可可西里遭受可怕的亵渎和毁坏。
问题发生的初级阶段总是存在着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悖论，也表现出功利主义与人类价值的冲突，在特殊而复杂的时空之中，这种冲突尤其剧烈，而且充满着深刻的悲剧性。小说中主人公索南达杰的身份是西部工委书记，去可可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资源开发。但后来一切都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姜耕玉曾在2008年发表过题为《可可西里，我为你哭泣》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作家继续涉足西部与可可西里，寻访索南达杰的亲友和遗迹，一次次对西部自然的亲近的体验，都是对于小说中人物思想的重新发现。这种发现与作家主体的心灵动荡发生了多重的碰撞，感觉还有许多隐秘世界尚未涉足，还有许多未尽之意。于是，从非虚构出发终于在虚构的审美世界中施展身手的艺术结构得以建构，一个被重新发现和创造的审美形象——“忧患之子”——得以诞生并屹立起来，而“可可西里在哭泣”的生态主题，升华为更为深邃的生命意识和当代精神。
《寂静的太阳湖》建构了显与隐双重叙事结构。显性结构作为小说故事的主线，围绕着可可西里自然生态被破坏的过程，既展开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涵纳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与现代性发展的世界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本质更多的是以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争夺自然控制权力的矛盾斗争方式来呈现。当索南达杰最初作为开发者深入可可西里管理淘金者时，他尚是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的前者；当他意识到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将会留下可怕的隐患，当他意识到“一天不把淘金的、盗猎的赶出去，可可西里就没有宁静之日”，这时候他已化身为保护自然的一方。小说非常细致生动地描写了索南达杰带领区区几个人与众多的淘金者、盗猎者斗智斗勇的复杂紧张过程。从维持淘金秩序，到劝诫淘金民工；从亲眼目睹卓乃湖产仔母藏羚羊群遭屠杀的惨烈场景，到申请成立可可西里森林公安派出所；从打击冬季盗猎的“野牦牛行动”，到他单枪匹马在“太阳湖保卫战”中牺牲。
得益于作家本人亲临高寒之地考察和体验的经历，小说情节紧张有度，细节刻画尤其真实动人。那凛冽刺骨的寒风透彻心脾的感受，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之夜人体的反应，秃鹰在低空盘旋瞄准时准备吞食尸体的怪异，刚被扒皮的藏羚羊鲜血淋漓、横尸遍野的图景，莫不历历在目，如在眼前。而那美丽安静的山梁、凝固寂静的湖边、神奇的嘉洛草原、雄奇神秘的布喀达坂雪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进一步寓示着，这里人与人的斗争不仅是破坏生态与保护生态的斗争，更是美丽与丑陋、良善与邪恶、生命与死亡的终极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标题“寂静的太阳湖”之“寂静”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寂静的太阳湖》的隐性叙事结构也是小说的深层结构之所在，是作家着重挖掘的思想重心，即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索南达杰从开发者到逆行者、从觉醒者到信仰者、从悲悯者到受难者的心路历程，建构起了一位“忧患之子”的审美形象。小说叙述没有刻意突出故事的显性线索，而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与作为第二叙述者的洛桑扎西，以及老井、游吟艺人次仁旺堆等，构成了对于主人公互补性的叙述。在艺术布局上，小说以“引子”“正文”“外篇”结构全篇，不仅有利于丰富索南达杰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充分挖掘主人公的灵魂深度，通过人物的心灵动作展现了“忧患之子”的诞生逻辑。
实际上，在整个小说故事流程中，更大的叙述动力并不是作为显性层面的矛盾冲突，而是隐性的心理冲突和心灵成长。索南达杰的追求、信念与人格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动态变化过程。随着对上级部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要求的反思，他成为一个上下不讨好的孤独者和逆行者，从资源开发者一变而为自然资源保护者，本就出自他主动的选择。刚拿到可可西里森林公安派出所批复的文件，他就迫不及待地借枪去打击盗猎者。为了与盗猎者争分夺秒，以少敌多、随时丧命的危险已全然不顾。这已经是出自灵魂的召唤。
觉醒者是超前的，孤独的，也可能是失败的，但一旦将信念与灵魂融为一体，就会激发出无穷的一往无前的力量。小说既写出了索南达杰理性觉醒的过程，也细腻地刻画了他信仰的生成过程。他理性地认识到可可西里藏羚羊群及整个生态是否完好无损，是影响到整个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雪峰、湖泊、河谷，还被太阳照得雪亮的藏羚羊、野牦牛都让他肃然起敬。在一个极寒的晚上，索南达杰竟然“痴痴地望着布喀达坂峰，就这样望了一整个晚上。”这时，人与周围的一切之间产生了“一种流通的感觉”，“有一种气渗入体内，使自己变得充实洒脱起来”。
卓乃湖藏羚羊惨案的刺激更是促使主人公信念坚定和信仰生成的转折点。小说以感人至深的笔触描写了他面对遍野尸体跪下，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更进一步赋予了主人公一个“受难者”形象的内涵。索南达杰的性格中本来就有着贤良厚道的一面，在巍雪山半坡上一个奇寒的夜晚，数十位违法盗猎被控制起来的人员因为有被冻死的可能，他就解开几个头目的镣铐，让他们取暖。为了及时给被押送的人治病，他竟然把身边秘书和司机派走。他真正的目的是唤醒良知，改变冷漠僵硬的心。即使面对盗猎分子发生暴乱，他仍然试图用感化的方式拯救他们。某种程度上，索南达杰选择了牺牲，以唤醒人们的觉悟。索南达杰对太阳湖的迷恋，已经成为他生命精神的依托，长眠于他的灵魂栖息地何尝不是最大的安慰？如果能够唤醒些许“最高的希望”，这位“忧患之子”又有何所求呢？《寂静的太阳湖》的时代价值与当代启示的确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