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枯坐岱北山居，突然微信声响，本家海总发来凤凰书评“开栏的话”三篇，接着又推给我高克勤《怎样找到最合适的作者》和王为松《从〈战上海〉到〈火种〉》，还有一篇凤凰少儿陈总的《“转行”做编辑》，说“想在4月份要到你的大作”。当时看了一乐，海总一句白话却用了一个很偏的古语，“要”就是“约”，吐鲁番契约文书中常见；转念一想，“要约”还是一个法律术语，正合了海总的专业。语言多奇妙，其实“要到你的大作”根本就是海总的家乡话——镇江东乡话，因为我们的同乡之谊，海总特地弃用了日常官话而已。

第二天我们古工委班会诸同行有荆楚三日行，参访了古工委最年轻但也是最年长的理事单位崇文书局，说最年轻是因为崇文入会最晚，说最年长是因为崇文诞生在晚清出版业新旧交替的时代，是晚清四大官书局之一。一路上参访交流，“老”与“新”、“大”与“小”、“专业”与“大众”几个词不时闪过脑际，于是就试着以“出版的专业与大众”为主题，来回应海总的“要约”吧。

今早翻朋友圈，满屏“风继续吹”，对张国荣的追念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友邻接龙贴出“愚人节故事”，于是我从停更的微博找到了十年前的今天写自己二十年前的“愚人节故事”，就是张国荣纵身一跃的同一天。十年前的微博是这样写的：

十年前的今天，周二，一周一次的上班日。下午正上一节叫××研究通论的课，课间接到一个电话，很像愚人节的玩笑，于是不容多想去赶车，赶上了开往太西里38号的返程车。

转了这条微博到微信，补足这一条愚人节故事：

看到十年前微博说自己的愚人节故事，现在又过了十年，再说一遍。二十年前的今天，本徐正在建内五号上文学史研究通论课（大家分段合开，三年只上过这一次课），下课看到手机有多个未接电话，稍后再接，知道是朝阳门CPG打来的，问愿否重回六里桥。下午李黄二兄到建国门约见，在长安大戏院内渝信，一杯清茶，半日枯坐，于是有了后来大家二十年同舟共济的人生。

我迄今40年的出版生涯，就在这一天分为前后两个二十年，后面这个二十年经历了中华书局起死回生后的各个阶段，李岩总引用当时著名的电视广告词说，“我们一直在努力！”过来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悲怆，一直在努力，循环往复。

李总带领大家走过的这二十年中兴之路，起始于2003年11月20日以“回归传统，重塑品牌”为主题的朗润园座谈会，中华书局在出版了“中华时尚”“旅游指南”和大批量中小学教辅等出圈品种，市场化试水差点被淹死的时候，重新回归专业化道路。最初的举措是向学术界征求古籍图书重印书目，以解燃眉之急。以专业出版求生，谈何容易！彼时最大困境是品牌受到伤害，好的作者好的选题流失殆尽，面对读者市场，缺乏有效产品，更遑论产品板块和产品线了。

第二年，2004年国庆节前，阎崇年先生《正说清朝十二帝》上市，打响了古老中华冲向市场的第一枪。阎先生的百家讲坛“清宫疑案”，经CPG总裁牧之先生点拨，在中华书局编辑手中变成了“正说历史”，这不只是重起一个书名那么简单，是准确理解当时大众的阅读需求，包括当时大家对满屏戏说历史的逆反心理，二十年后我们可以做出更深刻准确的研判，但那是事后，事不经过不知难，还是看看我们的责任编辑宋志军当时的认识——书上市三个月，小宋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编辑感言——《将学术引向大众——〈正说清朝十二帝〉编辑感想》，“将学术引向大众”，这个话题现在也不过时！《正说清朝十二帝》国庆上市，到年底三个月销售十万册，兹后陆续策划出版的“正说”系列十种，销售码洋总计超过3000万，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从小宋文章的标题就不难看出，在中华书局新一轮改革探索中，对脚下的传统文化大众出版之路可谓旗帜高举，信心满满。

就在朗润园座谈会上，袁行霈先生给我们提出了“守正出新”的期望，过后我们特地请袁先生用大字书写，张挂在每月召开中层例会的大会议室，成为中华书局二十年来的局训。守正——就是要坚守中华书局古籍学术出版的核心，出新——就是要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大众出版。在2004年全年利润总额只有150万的条件下，2004年5月召开了局内范围的“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座谈会，立项调研启动；2005年1月在获知原有意向的出版社放弃顾颉刚先生著作出版的消息时，我们毫不犹豫地一步到位签下了《顾颉刚全集（全六十二册）》的出版合同。一批古籍整理学术著作，陆续进入年度选题计划。

专业的才是大众的，这个题目的句式，来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书局的大众出版，是学术内容的另一种出版呈现，但毕竟一个灶台要炒出两样菜来是困难重重的。要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如先改变我们自己。去年收拾办公室，看到了2004年2月27日市场分析和选题分类研讨规划会我手写的小结发言，小结用了两段凤凰卫视的栏目口号，既要“实干创未来”，更要看到“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让“思想力”带动“行动力”。

对于要做的事，首先要自己理解认同，认同是思想统一的前提，思想和目标统一是转型的关键。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重大项目引领”+“基本书理念”，成为我们回归专业出版之路、拓展传统文化出版的理论支持，这两个理论支点来自于业界先进企业的经验，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可行。重大项目的品牌支撑，方向引领，团队培育，对中华书局这样的传统品牌社至关重要，基本书理念则在产品板块和产品线这些产业概念之上赋予了学科逻辑上的学理，找到了边界感。基本书理念和实践，目标是中华书局在传统人文学科的每一个分支，都要有体系完备的产品，拿文物作比喻，既有一级品也有普品，选题立项不只限于头部产品，要赋予头部产品庞大的品种基础。对市场而言，头部产品要起到率兵上阵的作用。过去的二十年，随着传统文化的持续升温，读者数量不断扩容，读者水平不断提升，古籍元典学术整理本也成为了普通读者追逐的目标——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我们的“二十四史”修订本各史一版1印都采用了编号发行方式，《史记》首印两万套，其他各史首印一万套，都在一年内售罄，每次上海书展首发，都有长长的队伍等待我和修订主持人签名。我自己暗想，这些等我们签名的显然不会是专业历史研究者，而是遍布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在这样大的阅读背景下，我们将“基本书理念”的范围从古籍整理推展到古籍普及图书，将传统文化大众出版的持续探索作为十几年来全局编辑工作的最重要方向，在中华书局110年局庆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大众出版规模已经超过了古籍整理板块，古籍出版中心和基础图书中心成为书局最先实现年发货两亿码洋规模的部门，专业与大众，双峰并峙！而对于读者来说，如果你研究传统文史学术，如果你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中华版古籍总有一款适合你。“基本书理念”施之于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普及，使得基本书有了更广的工作面向和产品平台。为新时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阅读提供基本书，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沃土。

“基本书”原则也适用于学术出版，学术基本书与古籍基本书一样有持久生命力。2021年，某一天的ERP发印审批环节，同时出现了《唐长孺文集（全八册）》第5印、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14印、葛兆光《宅兹中国》第13印的印单，当时非常感慨，在学术出版基本靠资助的大环境下，这些不间断重版的学术精品就是一片幽暗中的光芒啊！同老（胡宝国）在罹病三年后于今年2月9日离世，次日布衣书局上架了《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第5次印本，《将无同》刚编就的时候，同老预想了一个场景：他在弥留之际，我在他耳边告诉他出版了……后来他不仅看到了书出版，还看到了一印再印，三年五印，还去书店签了名，同老应该无憾了。学术书都有自身的专业范围和读者圈层，好的学术著作除了自身专业的价值外，一定具有更宽阔的辐射范围，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一部突破自身圈层进入更多读者视野的学术书，就会有更多更久的市场影响力。

迄今为止，出版界还在着力追求学术大众化，有所谓“学术普及”“轻学术”等品类。我以为学术是出版高度的标志，学术著作自有其应该有的模样，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学术出版的误区是把学术著作降格为一般大众读物（以为因此可以获得销量），又有大量应命应景应付之作被装扮成学术著作，这是专业出版与大众出版的错位。

扩展专业书的读者群，专业图书不可能勉为其难地变成为大众图书，但是专业话题可以引发更多非专业读者兴趣，一本书的读者有可能超出本专业范围，这本书就可能获得超出专业图书销售的倍量。学术大众化，不是以学术内容的减量和变形为代价，而是以提炼推广他的超专业价值为旨归，让更多的人获得专业阅读的尝试。

“所谓的大众，就是精准的小众”，这是我特别信服的朋友、古籍出版同行姜小青兄的话，选题方向和出版物定位，都不能追求泛泛的大众读物，要有准确的读者对象，读者对象不能是传统选题表发稿单上的“传统文化爱好者”“高中以上学历”，要放到市场同类型书、同内容书的坐标上去检验，在市场对照中找自身产品的位子，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我体会，细分市场才是“精准小众”最贴切的解释，细分市场位置决定了你是领跑者还是跟跑者。细分市场是有效规模的标志也是路径，细分市场处于领先位置，你在细分市场的规模就是有效规模、稳定规模。你有一排树，我有一片林，这才符合“基本书”原理。

最后回到“专业与大众”这个主题，出版的专业分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并遵循至今的原则,对于新中国出版格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改革和繁荣是从打破专业分工开始的，那么能不能说，出版的高质量发展，要从“回归专业出版”或者说要从“坚守出版的专业化”重新开始呢？

（作者系中华书局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