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遗憾的坚守
一
算起来进入出版这个行业已经整整20年，见证了它的辉煌和荣耀，经历了身份角色的裂变与唏嘘，当下也正在努力带领企业转型，得失之事颇多，无望与希望共存，印象深刻的人和事随着时间流逝愈发清晰。曾经满怀理想色彩的编辑，做过一个品牌，其实也早就猜到了结局。写下这篇小文，不仅仅是回忆和消愁，或许我内心还有一个冲动，时过境迁，它能否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延续呢？
进入出版是从方志编辑室做起的，说实话，当年心高气傲的小编当然不甘心就做点合作项目，纯粹的文字搬运工，用文化引领社会、用思想改变世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很幸运，我的主任余小华女士是老中大哲学系的，通透乐观，颇具侠士风范，管得不严，但在人脉和学术资源上对我提携有加，也不太计较经济效益，容我试错，给了我一个宽松的成长空间。《新史学丛书》这个品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诞生的。
《湘声报》的主编向继东先生在合适的时候出现了，关于我们的相识和“臭味相投”，他写过一段文字：
再次与广东人民社接触，得感谢我所尊敬的一位前辈。2004年11月底……这位前辈先生告诉我，他编著的一本书由广东人民社出版了，他会让责编寄我一本。不久，我收到此书，见责编是余小华。还从电子邮箱收到他转来肖风华先生就此书写的一篇文章，并说：“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小肖写的书评，看看是否适合《湘声报》副刊用？审阅情况，请直接与作者联系。”从此，我知道肖风华为该社方志室编辑，是余小华主任让他写的稿子。就这样，我和余小华、肖风华联系上了。方志室主要编地方志图书。此外的书，他们有兴趣就做一点，以示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坚守与存在。
2007年，经过多方努力，其中曲折无数，在当时上级领导和社领导支持下，当然也是在余小华和我不断软磨硬泡和承诺坚决把好关的基础上，《新史学丛书》正式启动了。对于这个品牌的理念和内涵，向继东老师和我并没有达成一致，2008年9月10日我在邮件里写道：
向兄好！这套书我想12月份一起推出来，以便参加明年1月北京的订货会。之所以一起推出，一是从销售方面考虑，二是不至于后面的出版工作拖拖拉拉。这套书我想以后范围广点，先分两个系列，适当加一些国外的著作。一个系列以人为主，一个系列以事件为主，大概分一下。新史学是个模糊的命名，法国年鉴学派后这个名称被广泛使用，译文出版社1989年推出了国外的《新史学》，台湾也有《新史学》杂志，在总序上我们应该把这个大致的定义和范围界定一下，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来用这样一个概念。这样可能对整套书的品牌建设有好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想法。
后来想想我还是太年轻了，希望有一个旗帜鲜明的品牌理念，向继东先生是想借用这个“名头”来界定丛书定位：“新史料”和“新见识”，还要可读好读。求同存异，我们并未在这块发生大的分歧，能出来就好，这是当时最朴素最可行的路径。
二
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新史学丛书”第一辑八种，其中包括杨奎松著《民国人物过眼录》、高昌著《公木传》、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64年》等。这辑的顺利面世，媒体和市场反响也相当热烈，也成为当年出版行业的关注焦点。这里顺便提一个趣事，因为不太熟悉物流，我给杨奎松老师寄过去的样书到了上海郊区一个非常远的仓库，仓库又不提供上门服务，害得杨奎松老师横穿大半个上海去取书，老师宽容虽无责怪，但我自责不已，从此以后寄样书只用邮政快递了。
首战告捷，我们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向继东先生，用现在的话说叫铆足干劲加油干，2010年1月第二辑五种又出版了。后续我们又陆续推出赵晓玲的《卢作孚的选择》、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等等。
说实话，这些图书的面世，得益于许多良师益友的肝胆相照和担当，不便列名，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品牌价值外溢已经体现，对于我们组稿有莫大帮助。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时刻关注责任的变化和读者的新眼光，遵守严格的出版纪律。2011年，我们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与思考，决定暂停这套丛书的出版。2012年我走上了社领导的岗位，余小华主任退休，向继东老师退休后我把他返聘过来做策划，这场坚守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
时至今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编辑或者出版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人工智能迭代这么快，未来还需要编辑吗？
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洋洋洒洒写上一大篇，但我觉得，没有思想和创意的岗位或者行业，一定会被淘汰的，在文化并不是刚需的现实社会，没有产品影响人的内心世界，没有主动寻找和创造改变世界的精神资源，二传手式的行业可以寿终正寝了，当然，有些门槛可以让这个行业还有利润，有些领域还能为这个行业生存背书，但编辑呢？
我希望能有机会延续上一场有遗憾的坚守，把《新史学丛书》这个蒙上灰尘的品牌重新擦亮，新的角度，新的叙述方式，新的表现形式，都可以，或许它会变为视频、音频、课程等等，但我们想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冲动永远不会改变，这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产品，更多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编辑的尊严。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