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学刊物，跟不同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创刊时定下的方向与宗旨，来自一代又一代编辑留下的传统，也跟某一任社长、主编有很直接的关系。《天涯》也是如此，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面目与性格。《天涯》的前身为1962年海南行政区创办的《征文之页》，1972年更名《海南文艺》，1980年更为现名《天涯》……1996年，韩少功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对《天涯》进行改版，把一个地方性质或者说带着某种内刊面貌的《天涯》，办成了跨文体类型的文学杂志，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在1996年改版之前，《天涯》编辑部内部有过一份《〈天涯〉杂志编辑设想》，其中就鲜明地提出：“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还提到：“它仍然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体，同时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杂文学即大文学的传统，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它支持作者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这份“设想”中提到的“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成为了《天涯》的办刊宗旨和内在精神气质，一直被后来的编辑所秉持；对文体边界的拓展也落实在《天涯》的专题策划和编辑实践之中。可以说，后来的《天涯》基本上完成了“设想”里的规划，并在一代又一代编辑那里得到传承与发扬。改版后的《天涯》的英文译名为“Frontiers”，既意为“边缘”，也代表“先锋”……这自然也是主持改版者的寄望。
主持改版的社长是韩少功，主编是蒋子丹，在后来的文章中，他们都很清楚地表达过，《天涯》之所以以这样的面貌登场，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缘由。外部的是：《天涯》地处建省不久的边缘省份，根基浅、稿费低，要和很多传统名刊抢小说（基本上所有文学刊物都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毫无竞争优势，那不如做其他刊物做不了的事。内部的是：主持改版的韩少功，本就一直在进行文体边界的探索，和《天涯》改版几乎同时进行的，是颇具文体创新的《马桥词典》的创作（《马桥词典》发表、出版于1996年，和《天涯》改版同年），韩少功在编辑、创作上，都力图突破局限、拓宽边界。在这样的外部、内部作用下，改版后1996年第一期，汇集了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米兰·昆德拉、张承志、李皖、苏童、陈思和、南帆、格非、韩东、韩少功、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等名家，全豪华的阵容，“作家立场”“民间语文”“艺术”等呈现思考性、民间性的栏目占据大篇幅，成了《天涯》最大的亮点。这样的阵容、这样的编辑思想，并非改版后的独一期，而是延续了下来，编辑们以“把每一期都当成创刊号来办”的激情在编刊。
改版后的20多年里，在大多数文学期刊都以几个中篇小说、几个短篇小说搭配几篇散文而变得面目越来越模糊之时，《天涯》的思考性、前瞻性、策划性，一直在延续和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天涯》的编辑要比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辛苦，这种辛苦体现在不以小说为内容主体后的吃力不讨好，更体现在努力思考现实本身所需要承受的目光。在我看来，《天涯》不仅仅是优秀作品登台亮相的平台，更有某种整体性——就是说，在编辑《天涯》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话题的引领、作品的搭配所营构的整体性，各栏目之间、各文章之间，互相呼应、彼此关联。以《天涯》2020年第5期（9月出刊）为例，在编这一期时，编辑部也清楚“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尚言之过早，可疫情所带来的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或将延续到疫情之后；因此，我们策划推出了这期“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在多个栏目、以多种文体来探讨疫情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作家立场”栏目中，韩少功、刘大先、王威廉、泮伟江四位作家、学者，对聚集、安全性焦虑、数字社会、生存结构、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们的文字有温度、有问题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新境况的新思路。与这些思考性文字相搭配的，是在“小说”栏目刊发了学者张柠的小说《新冠故事集》，家政工、快递小哥、图书编辑等在疫情期间的故事，被多方位呈现。在“民间语文”栏目，黛安的《疫情期间归国手记》也以饱满的细节，记下了全球化图景下无法忽视的生活剪影：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她去英国伦敦看望留学的女儿，之后疫情在国内和国外的陆续暴发，让其归国之路变得无比困难。理论性的思考、虚构的讲述、真实细节的记录，三者互相搭配，从各个角度呈现思考、表达时代。编辑貌似是“隐身”的，但我们的工作无所不在，要组织这么一期专辑，所有的策划、约稿、编辑工作都要提前半年以上——也就是说，在疫情开始后没多久，我们就敏锐地意识到该事件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开始约请不同领域的作者，让他们经历阵痛的同时也保持思考和书写的状态。稿子来了，编辑同样也面临着极大压力，我们深知，在诸多情况还处于进行时的不明朗状态下，所有思考都难免是一叶障目，很容易招来骂声，而让这些文章以什么方式呈现，是对编辑能力、编辑经验、编辑勇气的考验。
《天涯》关注时代、思考现实，而面对文学内部问题的时候，其同样反应迅速、不吝版面。比如说，2019年，我们感觉到中国的科幻小说正以迅猛之势来袭，于是，在当年第5期，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未世’科幻小说专辑”，汇集了多位年轻的科幻小说作者的多篇科幻小说，并以前所未有的“礼遇”，把这些小说作品放置在以往最看重的“作家立场”栏目之前；该小辑发表之后，迅速被出版社汇编出书，并被翻译成外文。还比如说，2023年的第2期，我们组织了一个“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七位青年写作者，全是我们从杂志的投稿邮箱里挖掘出来的。事实上，很多作者、读者一直怀疑，文学期刊是否还在看那些自然来稿？多年以来，挖掘新人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各种对文学编辑和刊物的质疑从未停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更出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的推介，我们以有些“标题党”的“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这个小辑名，希望让这些默默投稿的青年作者被更多人看到。这个小辑推出后，已有数篇小说被重要选刊转载，给了那些新出道的写作者以极大的激励。
1996年之后，在具体的编辑上，《天涯》有过不少细部调整，但其内在精神并没有过多的改变。这并非固守不化，而恰恰是坚持着我们所秉承的开放、思考的姿态，不被一时的风潮所裹挟。在多变、易变、求变、催变的氛围里，变是容易的，坚守初心反而更加困难；在不确定之中，保持确定，要更煎熬。事实上，自2008年真正到《天涯》编辑部开始，转眼15年过去，我看到在这短暂又漫长的15年里，我们很多次面临选择：我们是不是该放弃坚守，以跟其他刊物相似的面貌出现，为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减压？我们编辑的内心，又何尝不是时时在拒绝这样的诱惑？如果放弃了思考、放弃了策划，把刊物变成几篇小说、几篇报告文学、几则散文的随机拼凑，我们将会轻松得多；如果放弃了专业、纯粹和公义，把某些版面以高价出让，我们也将会惬意得多。
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如果真的放弃了对“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的秉承，如果真的放弃了对文学边界的探索，如果真的满足于将文学变成文字游戏的安全轻松……那我们费尽心力跟一个一个词语、一个一个标点较劲的意义又何在？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具体的工作，让世界变得更好。我知道，在当下，谈责任、谈担当这些带着某些理想主义的词汇，总是显得有些可笑而虚假，那就不说那么远，只这样说好了：如果一家刊物彻底放弃了个性，以嘻嘻哈哈的方式，把自身样貌和个性消融于群刊之中，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要知道：个性的丧失，也是生命的舍弃。
（作者系《天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