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政 邓玉琼

“乡愁意识”可说是《冬茅的行板》的书写底色。家乡情结是人的情感世界中最丰富、最珍贵的部分。写自己的家乡，在文本里面渗入乡愁，是无数优秀作品的必要手段。《冬茅的行板》封底的两段文字，可算是文本中“乡愁意识”的宣言：“千白年来，修水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只有那条由无数的山洞汇成的修河，静静流淌了八百里，朝着赣鄱平原奔去。河上的白帆、放排的号子，是铭刻在修水人脑海里深深的儿时印记，永恒难忘。宽敞的河滩是孩子们的乐园，那儿不仅有金色的沙滩，还有密实的冬茅草丛。”

修水是作者匡建二的故乡。“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父亲没有半毛钱关系，却与修水浓郁的文化氛围脱不了干系。修水虽穷又边，但耸立着两座文化高峰：黄庭坚家族与陈寅恪家族。”

冬茅象征着主人公 ——“拗烈”的首席记者茅子，“冬茅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因为探求真相，深陷困境四面楚歌，“每年冬天，在河滩上种菜的菜农会放火点燃茅丛，因草木灰是极好的肥料。”主人公在困境中执拗坚守，终于拨得云开见月明，“一开春，河滩上又是绿油油的一片”。匡建二把家乡的冬茅作为家乡的象征物，有着特别的“事半功倍”作用。

这本小说的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小说主人公闻一光身上有着匡建二鲜明的个性。读《冬茅的行板》，很难不把主人公闻一光和匡建二本人联系起来。主人公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没有正规学历，没有任何背景，却凭着才华和勤奋走上新闻采写和报道之路，并成长为省报首席记者。匡建二早年曾在江西日报做过首席记者，用脚丈量天下，江西全省100个县(市、区)，到过98个。他自己也说，在30年记者生涯中，“不仅写出了数以千计的新闻稿件，还结识了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不仅有农民、工人、小商贩、企业家、各级领导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我和他们在一起畅谈人生故事，如此丰厚的资源，如此厚积的素材，也为我创作小说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除了相似的经历，好的小说家一般对人品有所要求，那就是：极敏感，特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三项条件一般会引导作家向两个方面前行：一是倾心于表达内心秘密的个人叙事；二是忠实于作家个人的自我表述，同时又以“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从生活化到个人化”的个人体温，充当小说这一样式的文学晴雨表。这三条匡建二都具备。他明白故事里所诠释的悲悯是什么，所执守的信念是什么，讲述的又是怎样的凡尘琐事、凡人微光、烟火凡间。

匡建二借闻一光这个虚构又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人物，寄托了他几十年的生命体验、生命理想和生命信念：路见不平、仗义执言，清高自持、不知转圜，不拘小节也有人性软弱。匡建二的书写始终带有个人的体温。他有时在表达内心的秘密：“他尽管已过了不惑之年，仍这般浮躁、冲动，缺乏定力。”有时，他又在自我表述：“他敏锐地感觉到，要到一线去。首席记者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在有突发情况和重大事件时，能冲锋陷阵，挑起现场报道的大梁，起到排头兵的作用。”通读全书，《冬茅的行板》所体现的书写特色，一是富于同情心却又不耽于同理心；二是敏感善良却又不陷于软弱怯懦；三是朝气勃勃却又老成持重。

匡建二以他多年记者的人生阅历，自然经历了很多好事，也经历了“一些烂事”，这成全了这本书的全景效果。“读者读后，不会觉得小说情节胡编乱造。其实，这些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妙笔生花，而是源自生活的馈赠与积累。”

《冬茅的行板》的文本意义，还在于“象征”的重建。观察当下的小说文本，“象征”这种手法越来越少有人使用，这种现象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焦虑，有人甚至惊叹：“失去象征”了。我们回顾一下，不难发现，有多少优秀作品都使用了“象征”。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和形象化，通过深度挖掘文本中所隐含的意蕴，寄寓小说深刻的主题和象征意义。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厚重且有魅力的鸿篇巨著。它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也设置了一些超自然的意象。其中，“白鹿”是小说的核心意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意义，不仅喻指小说中“白”“鹿”两个大家族，而且代表了祥瑞和真、善、美的意象。

作为修辞方式的一种，象征手法常常被运用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中。只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里面有个转换环节，必须将“象征对象”看成修辞背后的主体性象征物。如“冬茅”就是作者本人；家乡的“冬茅”是家乡的“象征物”；从这个角度看，“冬茅”是匡建二的生命符号。“我出生在冬天，正是冬茅花烂漫的季节。冬茅的生命力极强，在凛冽的北风里，它铁红的茎秆，雪白的芒花显得格外精神。”作者用“铁红”和“雪白” 这样一对鲜明的色彩来描述冬茅，实则刻画的是寄托了他的生命理想的冬茅。而一腔孤勇的“铁红的茎秆”、清高孤傲的“雪白的芒花”，又何尝不是象征对象的生命底色。无论主体是谁，认同问题的实质都在于主体自身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的确证。从这个意义来看，“冬茅的行板”也可以看作是“冬茅往事”。

最后说说文本意义中的“镜像自我”。当代文艺理论认为，小说的最高境界已经不是单纯的“塑造人物形象”，而是要找到自律自洽的“镜像自我”，这个概念由法国心理大师雅克·拉康提出。他认为，我们时常通过观察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形成对自己的评价。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犹如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能够反映出经过它面前人的服饰、容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人的态度、性格。人与人可以互相作为镜子，照出彼此的形象。

镜子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既能让人观察到自己的理想状态，也可以照出自身的空洞和虚假。自我认知不是一个纯自我的过程，而是需要借助对别人的观察来达成目标，他人就如同我们照镜子时的镜像，所有的镜像都是柏拉图所说的“殊相”，只有将一个个镜像拼接起来，组成“共相”，我们才能从人的普遍性中了解自己。而在人物群像的呈现上，作者并未单向度地以道德为尺度，衡量角色的一言一行，而是尽可能地拆解、勘探其内在心理，揭示特定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种非观念化的写作，为书写注入了现实和真实的质感，使得个体还原到人的本真状态，使小说的人物呈现出立体与多面的特点，突破了扁平人物的概念化表达，趋向于圆形人物。

可以说，《冬茅的行板》是一部矫正着揭示又不至于太游离的原创文学作品，它是活文，是有生命之文。乡愁意识带来的生命活力、活性元素的象征意义和镜像自我的鲜亮血色也许就是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