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是作者让编辑有书可编，从而也让编辑有了赖以维持体面的生计；编辑则是“为人作嫁”，说得规范一点，是面向作者从事文化或知识服务的职业人。
泛泛而言，这没有错，每个人身处社会职业链条中，各有各的角色和价值实现方式。角色有重要不重要之别，但并无贵贱之分。说到服务，其实作者和编辑都是共同为读者服务的，通过为读者（知识消费者）服务，实现知识产品提供者与整合加工者的自身价值。三大主体相互依赖，相互成全，共同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
具体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有多种样貌，有些堪称有趣。我职业生涯中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作者，有的成为终身的朋友，有的话不投机；有的合作顺风顺水，有的则留有遗憾。下面，说说职业生涯中与几位作者打交道的故事，大多是免不了磕磕碰碰，总留有些遗憾，但最终却幸好没落下“劣迹”的那种。
给我解套的，终究是系套的人
一早打开邮箱，远在美国侨居的黄教授给我发来一邮件，说附件里是他的小说《昨夜群星陨落》拟拍电视剧的“策划书”，请我提提意见。黄教授是国内某地方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老师，我们通过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介绍认识，但并没见过面。因退休后侨居美国，研究资料相较国内比较贫乏，他就改行写大革命时期的小说。本是为消遣时间，不想一写不可收拾，而且居然还引起市领导重视，他们专门组织力量，计划将小说拍成30集的电视连续剧。
多年没怎么看小说了。黄教授的小说我曾翻阅了几章，觉得历史感极强，但可读性一般。对于这样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前景如何我不敢妄测，对所谓“策划书”当然更不敢轻易提意见。或许，黄教授仅仅是告知我这件事，并非一定要我真提什么意见吧？
由此，又记起对黄教授的另一笔“欠债”来。
黄教授学术功底非常好，久居美国女儿家中，难免对自己的老本行放不下，于是，为了搞清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多年来就跟世纪老人王映霞通了上百封书信。
王映霞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才子佳人曾惹得世人称羡一时。然而，两人后来因各种猜忌、误解而登报声明离婚。郁达夫后来在南洋死于日本人之手，有些悲壮，但在文学史上则无疑是光华无限，据我所知，如今在富阳的郁氏后人（郁的长房妻子所生）也一直沐浴着这位文学大家的余荫。而王映霞则一直默默生活在杭州，直至21世纪初高龄去世。去世前，她对自己与郁达夫的那段“公案”依然耿耿于怀，黄教授“乘机而入”，百般求证。这样，就有了一百多封往返于黄王之间的书信。他希望，能经过我的推荐让这批书信在国内出版。
按理说，这的确是极其难得的关于名人文学活动和情感生活的一手资料，对后人研究作家及时代风貌有参考价值，我也有心促成其好事。但是有研究价值是一回事，有没有大的出版价值又是一回事。我曾经跟相关文化基金负责人谈及资助事项，回应并不积极。
又发信给北京一家我任法人代表的文化传播策划公司，希望他们好好评估，争取让书面世。结果，这班弟兄们反过来劝我：有资料价值，学术价值一般，出版的市场效益则不值得期待，能否暂且放放，等有同类题材，可以系列化地出版时再推进。我无语。只得先给黄教授去信说明，黄教授倒是很达观，说是可以理解的，一起等待时机吧。
作为总编辑和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尊重专业意见，终归没有滥用权力，像我这样的人往往面子薄，不忍心跟尊重的人说“No”,但职业意识又浓得化不开，所以总是会给自己找难堪。就这件事而言，最后给我解套的，终究还是系套的那个人。
有这样忠诚的作者，出版社
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好书
蒋自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早年跟随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研究经济思想史，一直想完成王校长（王亚南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编写一本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经济思想通史》，我们读本科时经济思想史的教材，就是用的他油印讲义本。
知道我是胡寄窗先生的弟子，蒋老师主动找到我，希望我参与《经济思想通史》的写作，负责中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的撰写。我起初有点犹豫，但蒋老师说，“胡先生是名家，我虽不说名师定出高徒，但作为弟子也不能辜负了导师的培养，希望你考虑”。我一细想也对，加上埋在心底的学术情结终究还没泯灭，于是就接受了任务。
蒋老师原计划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而且已签了合同，不需要任何资助。但为了让我发挥更大作用，他要我陪同赴京拜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王吉胜，取消了原合同，改到浙大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浙大出版社经济实力不强，他又动用各种力量争取到11万元资助款。
此书出版后，学界反响良好，经济学院专门开了一个出版座谈会，老校长沈善洪教授抱病出席，胡代光、谭崇台等经济理论界名家都发来贺信，一时风光无限。此书还被不少高校作为博士生参考用书，并在出版第二年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研究成果三等奖。
蒋老师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主译者。有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本书，一时该书名声大噪。有书商找到蒋老师，说商务印书馆对此书的专有出版权将到期，他们愿意出高价购买版权。蒋老师有次来我办公室说起此事，他告诉我，“我没有同意，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我翻译的这本名著，是有眼光的，我不能因一点钱而对不起他们”。我一下子对商务印书馆羡慕得要命，有这样忠诚的作者，出版社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好书呢？
蒋老师身体健康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我忙于事务的时候，他就坐在沙发上看我忙；等我忙完，他就坐到我办公桌对面，聊聊经济学界的一些往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接话，有时候也会录个音。每每聊天终了站起来，他就会反复告诫我不要忙坏了身体，说身体不好，一切归零。
有一次蒋老师来找我告别，因为他要回江苏溧阳老家了，他说：“我很幸运与你相识，师生一场，所以走之前一定要来跟你道别！”我一听心里有很多不舍，劝他别回了，儿子女儿在杭州那么好，走了让他们牵挂的。蒋老师听后连说，儿子女儿都很好的，只是老家也很想念，然后就不说话了。后来发觉，蒋老师每次来重复的话逐渐多了起来。
2021年2月底，蒋老师因病住院。我去看他那天，他精神还好，只是已不太认得人，不断双手合掌连声说“谢谢，谢谢！”最后一声“谢谢”尾声上扬，倒是颇像他健康时的声调。蒋老师2021年6月中旬去世，享年94岁，追思会那天，在杭州的受他教诲的学生大多都到场了，大家共同送别这位令人爱戴的老师。
充满悬念和“磨难”的专著
富阳有位多才多艺的老人叫王介南，几年前以90多岁高龄去世。回想起十多年前老人家为出书而表现出来的认真执拗劲，真还是让人感慨。
王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律系，后被分配到富阳一所中学当老师，62岁那年开始自学研究《河图》《洛书》之类的古代经籍，居然研究出来了一些不小的名堂，引起学界和媒体界的反响。2008年，老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浙报传媒的蒋国兴总经理介绍他来见我。于是，我就接待了这位年届80的老人。
王先生面容清瘦，穿着整洁，一走进办公室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传说中的仙风道骨。他一字一顿地讲话，大意就是，他多年来潜心周易研究，完成了一部专著，希望能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这样一位勤奋、执着、智慧的老人，我有天生的好感，加上有业界朋友的推荐，于是就一口应承了下来。但是，对于一家学术出版社来说，学术著作的出版照例是需要学术评审的，尤其是关于周易八卦、河图洛书之类的研究，评审会更加严格，目的在于防止伪科学。王先生的书稿自然也被分管领导布置做学术评审。事实上，能做这样的内容评审者并不多，几番相托，勉强审回来的，评语都是语焉不详，似是而非；好不容易，谷超豪先生总算有了一个肯定的评语，这部充满悬念和“磨难”的书总算得以出版。
书出版以后，王先生非常开心。后来还在富阳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我也为王先生高兴。但王先生是个闲不住的老人。不久，他又来电话说是自己研究《洛书》，发现用数理思维方式去研究这部天书，洛书矩阵竟然是1-9自然数的自组织结构，并且具有超智慧的想象力，能够阐释很多的自然现象。基于此，他已经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有的入选欧盟中华文化高峰论坛论文目录。这本书他还是想在母校出版社出版。
我之前并未告知他第一部书稿审查所经历过的“磨难”，这次只好含蓄地对他说，我个人非常钦佩您的钻研精神和写作效率，但出版社安排出版有一个时间节奏，尤其像针对《周易》这类典籍的创造性研究成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鉴定过程。王先生一听，就很自信地说：“没有问题，我的理论经得起审查的。”
这次书稿的学术评审还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多少人能给出明确意见，有的学者甚至干脆拒绝审稿。分管领导也担忧出现伪科学问题，主张退稿了事。但编辑要求再努力一次，分管领导就找到一位老教授写评审意见，他最终给出了一个不宜出版的结论。
哪曾想，当这个结论到达王先生那儿时，老先生不但不接受，而且暴怒，他给我打电话要求马上亲自上门，跟写评审意见的教授当面解释探讨，他始终认为教授没有领会书稿的真正价值。我自然得好言相劝，百般安慰。但仅仅电话里解释似乎也难消他的愤怒，于是决定去他家登门拜访一次。
王先生倒是洞悉我的诚恳，非常大方地在家里接待了我和同事，双方谈了这书稿不顺的际遇，我竭力主张他先在相关刊物发几篇论文，看看同行学者的反应，再考虑出版不迟。他一方面认为我说得在理，另一方面也体谅我的难处，毕竟出版社有出版社的规矩。至此，那种歉疚之心总算稳实了下来。
后来，王先生还在A4打印纸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字给我写过一封信，非常诚恳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核心所在，并对我在这件事上的“作为”表达了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
对了，王先生还是一位在书法艺术上非常有造诣的人，他的字刚柔并济，劲峭挺拔，时而也能感受到一种飘逸之气。我对书法见识短浅，不好随便评论，但无论如何，对一位八十五六岁依然能奋笔疾书，而且字字周正俊秀的业余书法家，即便是标准意义上的书法家也是要刮目相看的吧。
（作者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