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起长篇小说的“长度”，似乎非议居多，认为很多小说写得太长，导致作品失去简约凝练，让读者有浪费时间之感。加上评论界更喜欢把“史诗”这个评价安在小说而非诗歌上，导致很多作家在不知是褒奖还是谎言的氛围里，把小说写长看成是一种资格和本事。相比简单的否定、痛快的批判，我还是希望能先从个人最直观、感性的经验开始，说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在研究当下长篇小说之前，我并不反感“长”的作品。记得小时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个寒暑假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读一点，细嚼慢咽，把自己带入故事，让虚构世界的光照进现实。那时候希望书永远没有最后一页，就像期待假日永远悠长，人间有不散的筵席。在这种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长性质的无功利阅读中，人是不会嫌书长的。因此当我们讨论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时，应该意识到，如果能超脱批评或研究者的立场，其实无论对于好作品还是不那么好的作品来说，长度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

我曾设想，好的小说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它的质地和重量都不会变化，是超越物理学的存在的。我曾经用一周时间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个月读《西线无战事》。前者篇幅很长，涉及的故事时间很短，但质地极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译本仅十万字出头，却清爽舒缓地讲着更长的故事。它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那么何时长度变成了“是非问题”呢？大概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小说的主线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爱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极其自恋地东拉西扯，用支线和闲笔以及多余的对话、场景、议论来折磨读者。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里写很多长篇“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人灌水，惨不忍睹”，可谓恰切。这种肯定是写长不如写短，甚至不如不写。第二种情况更复杂一些。经常听到有评论家说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在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作者以及听众都点头称是。意气风发之余，也不禁让人有“两败俱伤”的想象。那个匆忙的夜晚里评论家必定如蜘蛛侠在城市高空飞荡，一边把地面的行人、车辆、街道都理解成有规律的重复，匆匆略过；一边与时间赛跑，路途有令人恼火的漫长。而作家在评论家倚马千言、口若悬河之际，知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细节里的匠心和机锋就这么被专业读者无视了呢？不忍猜测。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力，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普通读者的激情和乐趣，不容易再产生爱上眼前这本书、依赖阅读的感觉。对于批评与研究者来说，必须无视喜好、优劣而转战于一部又一部砖头般“横空出世”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评论家也是“人”，当他们在近似的主题、重复的形象、乏味的叙事和语言中“累觉不爱”，选择用直觉和经验在文本中跳跃时，其实他们比谁都更盼望有一部真正能让自己逐字逐句阅读，感动并沉浸其中的作品。此时恐怕中等水准作品的长度与“有话不直说”，都会让他们难耐，只有杰作的长度才是有意义的，其他作品大概都是长不如短。

近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普通读者大概不会因为喜欢其他艺术形式而替文学焦虑，但对文学从业者来说，影视综艺、短视频游戏占据了人们的静态休闲时间，文学似乎要被边缘化了。一旦艺术问题有了生存的焦虑，对长篇小说“长度”的讨论也就有些变味。一些评论者认为长篇小说过长，是担心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文学提供的吸引力或快感分量不足、门槛过高。

我认为这种担忧仍然有被评论与研究者身份遮蔽的可能性。对于专业读者来说，阅读长篇小说可能是工作和生活，但对于普通读者，长篇小说只是选择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受关注度作为评判标准，那么网络小说的风靡一定证明长篇小说过于雅正、深刻、短暂——而非篇幅过长了。但问题在于，长篇小说需要以网络小说的标准定义自己吗？

这不是说文学就应该做出一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高傲姿态，而是说营销是营销、创作是创作，不能纯以“商贩”的眼光评价文学。一些纯文学作品在直播带货中斩获了不俗的成绩，说明文学品质始终是不会过时的。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作品确实差，应该进一步“脱水”；二是评论与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让我们对长篇小说的“长度”感到焦虑；三是新媒介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变得普及的情况下，长篇小说的“长度”背负了一些莫须有的质疑。相比就好坏显而易见的作品做出是非批判，或是给出长篇小说合适的长度，我认为如何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在今天也许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