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关系中，子对父的反叛抑或追寻几乎可以视作一种成熟的类型故事，而对母女关系的书写则呈现出更复杂的样态：在面对外在的来自于“父”的强势凝视时，她们或结为一体与之周旋对抗；在她们自身关系的内部，往往亦存在着两代女性之间的相斥与拉锯。“五四”时期，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即在关于“人”的探讨中浮出了历史地表，而今天，在女性作家笔下，母女间的困境以一种现代面貌再度呈现，究其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与近百年前似乎并无差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何种姿态与视角书写困境、如何处理母女间的困境，“共生绞杀”之后，母女关系该向何处去，与百年前相比，当代的女作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答。
共生中的依恋与对抗
新文学运动发轫之时，对“母女关系”书写较为关注的作家当属冰心与冯沅君。冰心凭借散文与小诗中对“爱的哲学”的不断阐释，以歌颂母爱与童真的形象留于广大读者心中。冰心成长于一个开明之家，无须经历与双亲的冲突来实现蜕变，她拥有的父女、母女、姐弟关系异常和谐亲密，这在精神上以反叛家庭、抗争命运为流行的年代，无疑是迥异且幸运的。成年后冰心顺利入读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远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深造，在适合的年纪与同样开明的学者吴文藻成婚。这种命运使她免于像同时代女作家一样陷入叛逆或感伤，故而她并不那么执着于以恋爱自主为核心的个人自由，与母亲的关系清透如纸，即为“荷叶—红莲”式的共生依恋。冰心在不知不觉间承袭了晚清以降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并在为人母后，将此臻于和谐的共生依恋模式继续书写和发扬。
与冰心颂扬母爱的“纯爱”小诗不同，冯沅君的“《隔绝》三部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开辟了探讨复杂母女关系的先河。毅真曾评价：“沅君在文坛上的价值，其时代的价值实高于技术的价值。她所代表的时代，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相冲突的时代。她的作品能把这种冲突的现象表现得十分有力。她的作品的主人常是一个挣扎于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互相冲突的悲剧之中富于反抗精神的新女性。”“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普遍将婚恋自由看作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重要标志，冯沅君在小说中直面恋爱自由这一问题，并勾勒出婚恋自由背后的新思想与母爱背后的部分传统因素形成的冲突，是一位“一以贯之的恋爱小说作家”。
“《隔绝》三部曲”由小说《隔绝》《旅行》《隔绝之后》组成。女学生纗华与男友士轸自由恋爱，却受到双方家中的阻力，两人不顾世俗眼光以恋人身份共赴郑州旅行，并在旅馆住在一间房中，最终纗华因为孝顺不能割舍亲情，不敢毅然解除旧婚约，冒着危险回家看望六七年没见面的母亲，却被母亲幽禁在一间小屋里。母亲指责纗华与士轸的爱情大逆不道，准备几天后即将她嫁去刘家，纗华未能出逃，遂服毒自杀。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是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母爱与恋爱的冲突使女主人公陷入强烈的矛盾中，一面是以生命代价倾心相爱的恋人，一面是有着养育之恩却强加包办婚姻的母亲。在面对以母爱旗号出现的障碍时，内心却动摇彷徨，既割舍不下母亲，又无法放弃恋人，最终只能以在家中自我终结的方式来对抗这“两个不相容的思想”。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与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是同胞兄妹。1917年，冯沅君追随兄长的脚步，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又在192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硕士毕业之后即在各高校之间辗转任教，是中国第一位“小脚教授”。“《隔绝》三部曲”完成于她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期，几乎是她恋爱经历的自传。冯沅君在读研期间，她的母亲吴清芝曾打电报给她，以生病为名召其回家，并在回家后督促她履行旧时的婚约。彼时的冯沅君正与同学王品清恋爱，王本人在老家有一段包办婚姻，妻子尚在，但在自由恋爱风气的推动下，冯沅君还是坚定地同王品清在一起。为拒绝母亲的包办婚姻，她在家中绝食三天不肯答应。最终在兄弟冯友兰、冯景兰的劝说下，母亲才终于松口，“把你强嫁过去，我又不忍心看你受委屈……你要是觉得你自己对，就按你的想法去做，不要管我怎么去承受吧！”语毕老泪纵横，而冯沅君则“带着对母亲的万分愧疚与依依不舍”，返回北平继续学业与爱情。
这段对母亲的描写源自冯沅君的另一篇小说《慈母》，这篇小说与“《隔绝》三部曲”一同收录于冯沅君的小说集《卷葹》中。《慈母》中的女儿亦表现出对“旧婚制压迫的反动”，抗拒婚约，但在母亲表示“不忍看你受委屈”，放其远行之后，却又觉得负罪难过。在母爱面前，“我的精神起了异样的作用，凡感官所接触的都觉得空幻，同梦一样。我自己判决凡以世间一般的险诈的心理，来推测母亲的罪过，比扰乱公众治安的罪过还大。因为后者是在人的前面犯罪，前者是在上帝面前犯罪”——这段情节其实正是冯沅君本人的精神写照，亦能反映出母女关系“相斥又相吸”复杂共生样态。
母亲意味着精神世界的上帝，且与父亲不同，母亲的形象多了几分柔婉与体谅，并无“绝对专断”“绝对暴政”的特征，代表新思想的女儿正是脱胎于旧思想的母体，二者之间不能作以简单的了断式切割，这是时代岔口的青年们所面对的矛盾复杂难解之处。这样的两难既构成了小说集中不可缺少的情节，也象喻了“五四”一代在新与旧、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两难。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冯沅君没有选择冰心式的“爱的哲学”作以温和“改革”，而是以直面的方式展开“革命”，其笔下的叛逆意识更具时代精神，扩展了同期文学作品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深度与广度。
关于女性、女权的探讨往往托生于有关“国民”、有关“人权”的探讨中，故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救亡图存”“抗击日寇”“建设新中国”“大跃进”等意识形态成为时代主旋律时，关于“何为人”的讨论声逐渐消失，如此“何为女”的讨论自然也难以复继。身居海外的张爱玲在此时贡献了她关于复杂人际关系的思考，她与母亲的故事早在40年代的《私语》等散文中已开始，同时期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则写出了“共生绞杀”式母女关系。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构思许久的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完成，将这种紧张复杂的伦理关系推向极致。母亲蕊秋和女儿九莉，几十年间互相折磨、争斗，构成一个“多层次的既畸形又正常的母女/人性关系”。以爱写恨或以恨写爱是张爱玲的特长，蕊秋赌输女儿的钱，质疑女儿是否是处女，又好心提出送女儿去英国；九莉为母亲没有夸赞自己美丽而伤心，又异常珍惜母亲为自己梳好的头发，她时刻猜疑母亲假意或真心，同时也反省自己“没良心，人家造就你，再嘀咕你也都是为你好”。最终九莉选择以还钱断情的方式，从经济和情感上彻底斩断了这层母女关系，这也与张爱玲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类似。有学者曾对这篇小说做出精准的评价：母女之间的至亲至疏，在男权社会中，终究是“两个弱者之间的相互折磨”，“在一次或多次的‘性别战争’中走向浪漫的惨败”。
依然是“两个弱者”之间的纠缠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时代声浪不再为意识形态所主导，此时文坛上的女性文学形成一股潮流，陈染、张洁、徐小斌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对母女关系的颠覆式书写，以母女间尖锐强烈的对抗冲突为显著特征。与此同时，拒绝女性主义写作潮流、但又在作品中频频为女性命运驻足的作家王安忆，以《流水三十章》《纪实与虚构》《桃之夭夭》《长恨歌》等丰厚的文字为母女关系作出了别样的注解。有学者认为，王安忆笔下的母女关系“呈现为分离—认同的特征”，尽管在这段关系中，压制与对抗也时有出现，但故事最终大多都设置了母女和解的场面，且和解的表现往往是女儿对母亲的谅解，这在某种程度上被归因为一种性别认同。女儿在长大后对为母的不易有了深切的体谅，亦即是对自己所在的性别群体报以深切的同情。母亲的刚硬与女儿的反叛，她们的态度及行为都有出自身处弱势群体的不得已，于是和解便在这一前提下完成。
时间走过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世纪成长起来的女儿们如百年前的前辈们一样，开始新一轮对两性关系、女性关系的书写。“80后”女作家张怡微的“家族实验”系列小说曾对母女关系展开过多次讨论。在《蕉鹿记》《樱桃青衣》《字字双》等文本中，母女关系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倒置，母亲的形象往往是相对虚弱的。在父亲长年缺失的背景下，母亲走入或即将走入下一段感情时，往往会对女儿抱愧，而女儿则会给予母亲轻微的扶持和鼓励，即使内心有所失落，表面上也予以理解。女儿帮助母亲完成一种新身份的确认，同时也为自己努力寻求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虽然安置自身时或面临失败，甚至面对被放逐的可能，但女儿也愿首先保证母亲生活的相对完整。通过降低母亲的权威性、增强女儿的自主性，张怡微笔下的母女关系寻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平衡。另一位“80后”女作家笛安在她的最新长篇小说《亲爱的蜂蜜》同样提及了母女关系，一对母女如何“考察”另一位男人，“考察”他能否融入她们的生活，张怡微对此评价：“它看似解构了父权，但又不具备激进女性主义的彻底性。”成为母亲即意味着让渡部分的主体性，而母女同体代表母亲的牺牲和女儿带来的爱达成一致，这是她们面对“父”时最可能呈现的形态。
2023年，“90后”青年作家李停的作品《在小山和小山之间》（以下简称《小山》）出版，讲述“60后”母亲与“90”后女儿在异国重聚的故事。母与女这两座小山间有着代际、时代和文化间的多重隔阂，但最终在女儿临产的关头，为对抗女儿的丈夫，她们尝试理解彼此，并达成新的联盟。作者采用母与女交替的双重视角书写二者间的矛盾，试图发现母女关系中彼此不曾触碰的盲点。作者李停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赴东京继续求学，后定居于此，与小说中的女儿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她在后记中坦陈，自己身为女儿，需要不断猜母亲的“真心”，故而小说的叙述形式本身即意味对母亲处境的关怀。通过双方不断的回忆与自陈，小说不动声色地将矛盾如冰山一般托出水面，冰山之下所隐藏的正是母女多年来隔阂与误解，为逃离曾经的共生绞杀，女儿选择出走异国，而女性所承担的生育责任又再度将她们捆绑在一起，矛盾在异国他乡升级。从母亲与女儿交叠的单向度自陈中，不难发现，小山与小山之间的这段距离并非仅由单纯的沟通不畅造成，父亲长年的冷漠，日本丈夫的压制与背叛，以及计划生育给母女二人所造成的终身创伤，都可从这段距离中可窥一斑。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母女之间的重重隔阂，实际上却将隔阂的成因指向了长久以来的父权社会，在小山与小山之间流淌的，是“父”与“夫”给同为女的她们制造的隐痛。
尽管女儿对母亲有着反叛的态度，坚定地要走与母亲不同的路，但母女之间还是有着溢满纠结的温情。内在的互相抵抗的力量更能证明，她们是互相排异却又血脉相连、无法分割的一体，如此不断想要逃离、又不断想要依附对方的情结，继承了“五四”之时就被冰心、冯沅君等反复讨论的“母女同体”概念，也呼应了许子东对《小团圆》的评价，这依然是“两个弱者”之间的纠缠。
从“《隔绝》三部曲”到《小山》，后者可视作对前者的一场跨越百年的回答，百年后的女儿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小山》中的女儿之所以下决心离开日本丈夫，除了母亲的支持，更因为身为律师的日本丈夫曾放言，如果离婚他会拿到孩子的抚养权，这让初为人母的女儿焦虑不安，故而转投母亲的怀抱，决定离开丈夫。这是母与女再结的同盟，也可以说，是母与母缔结的同盟，当她们回到同一个身份，面对同一个敌人——一个（可能）抢走自己女儿的人，她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王安忆小说中女儿们所完成的性别认同具有相似性。
如同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回答“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出走的女儿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面对相似的境遇，若不与母亲结盟，则很可能被孤独地流放，而若与母亲缔结同盟，这同盟又有着肉眼可见的暂时性。她们在共生绞杀、母女同体的形态中反复徘徊，留给弱者的选择是有限的。强势的母亲固然制造了压抑的环境，但面对更加强势的父，实际上，她们别无选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