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回到描写日常生活的轨道，这似乎已经构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创作典律。只要略微浏览最近一段时间出版的各种作品，尽管作家的写作各有自身的侧重点，从勘探社会历史到建构世俗传奇，从中产趣味到底层创伤，从记忆书写到非虚构写作，可谓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又都非常注重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精耕细作，尤其是对人际之间的微妙关系产生很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种重构世俗的精神冲动只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因为复杂而又混沌的日常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海量的创作资源，微观的“小我”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审美信息，从这一视角出发实际上是旨在塑造人类生活完整性的艺术理想，它要求在个体的身体与心灵、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包含着某种人本主义的精神诉求。或许是出于对某种宏大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的警惕，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醉心于微观而又具体的私人书写，这也契合了所谓后现代社会当中个体原子化的生存境遇，而回到日常生活无疑为提炼当代文学的审美形态大开方便之门，前者正是凸显个人情感能力与自由本性的文化场域，即使是在历史领域中，也同样有倡导长时段生活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作为理论上的强力支撑。由此而言，描写世俗本来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而繁复的日常生活语境是文学创作切入现实的一个牢靠基点，看似散乱无章实则具备充分的及物性，尤其是当我们置身于技术大变革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日益影响乃至削弱人的主体性，写作媒介的变革也为当代文学表现日常生活的方式指涉出某种价值重组的可能。

在任何时代，文学始终是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形象化表达。可以想见的是，在碎片化、分裂化的现代社会，在外部世界与内部心灵的隔阂日渐加深的情形下，文学作为社会现实反映的镜像功能将被大大缩略，反之作为语言乌托邦的功能则会被无限放大，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变成了符号本身的弄虚作假。伴随而来的后果是，眼下的创作缺乏那种惯有严肃的意义中心，更多是书写某种想象与虚构的秩序，作家不再关心生活的主题，却一味直面生活的现象本身，而后者恰恰是叙述艺术得以表现自身的道具与舞台。追求从微小处着眼本无可厚非，但创作者们似乎忘记了现代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诞生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文化语境中，其使命可以缠绕地表达为在一个失去了所谓总体性的年代里却要对生活的运行逻辑进行加工整合，这种几乎无法弥合的矛盾恰恰给文本带来了无比丰饶的精神意涵。创作当然要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但不可仅仅停留于生活细节的铺排，相反是要在对零散化的经验世界进行缝合的基础上去重建阿多诺所说的文学的内在远景，从而展现一幅历史化的全息图貌。这种缝合并不是与生活贴合无间，而是需要与生活始终保持一种富有张力的对话互动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需要进一步发展。

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小说素材的选择，而是在于通过素材观察和呈现世界的方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致力于搭建小日子与大历史之间的勾连关系，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这种通过个体经验反思国族文化的写法常常陷入到两种类型的窠臼之中：其一是文学主体完全被生活细节所湮灭，突出表现为书写过程中不加辨别的经验堆砌。日常生活在小说里充当了某种可被复制的路标，通过对外部时间的指认构成标示历史的常数，但这种时间的绵延并没有进入到人的心灵内部，作品的情节由变动的日常生活提供，而人物的性格却并不构成小说的情节，因而也谈不上塑造深度的内面主体。其二就是文学主体完全宰制了生活，突出表现为考古癖式的知识话语与空洞的内心叙事。在这里，日常生活更多是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只是承担舞台道具的作用，社会生活的变动逻辑被超拔的精神需求调遣支配，并不具备自身的成长轨迹，因而人物的性格命运也没有真正进入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无论是哪一种类型，文学主体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是隔膜的，它们自身的能动性都化约在了对方的框架限制中，很难见到那种此起彼伏、相生相长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引申之，文学细节如果失去了统一信念的维系，私人记忆如果没有与宏大叙事形成紧张对峙，日常生活书写如果导致了文本对于历史逻辑的脱钩，就会堕入矫饰的猎奇主义与庸俗的自然主义。反过来亦可说，我们真正期待的是那种生活史与社会史互为主体的文学写作，互为主体指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具有层次感与差异感的精神张力，而非泯然一体、不辨你我。

出于对以上创作现象的警惕，眼下的日常生活书写有必要重新呼唤本雅明曾提及的寓言批评的文学传统，相较于能指与所指相对闭合的象征主义，寓言批评以其特有的多元指涉性与复义性，在中心离散与意义消解的年代对应着某种颓败的历史，这种文学表达机制与现代世界的分裂性是互为表里的，非常契合现今的时代精神状况。寓言精神并不希冀于获得整全的世界图式，但又努力摸索具象背后的开放寓意。就文学的主体意识而言，即要求作家在纷乱的生活世界中锻造出抽象与综合的艺术能力，对变动的时代进行精密的捕捉，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具有预言诗学的思想维度。它并不止步于现象世界的描绘，而是概括出日常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富有症候性的连接点，并揭示出二者各自的文化肌理所在以及其中不稳定的变动关系。唯有如此，历史的脉络才能摆脱一个个时间镜头的机械转换，真正进入到文学家笔下的当代社会生活，从而获得自身鲜活的生命感，文学也才能与广大的个体产生心灵上的交响共鸣。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