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有一种观点，叫“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他做秦王时，就在长安城里设立了文学馆，身边围绕了一大批文化人，有人称他为“大唐诗歌俱乐部主席”。文学馆里收纳的贤才，包括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人，并称“十八学士”。这十八人分成三组，每日六人值宿，与李世民一起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天下士夫，无不以入选文学馆为无上荣光。这十八学士，从此被称作“十八学士登瀛洲”。瀛洲者，神仙之所居也，《史记》中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入文学馆，相当于登上了海上仙山，天下士人，没人不对此垂涎三尺。
画家阎立本专门为李世民身边的这个文化群体画像，就是《十八学士》卷，绢本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图像史的方式，为唐代重文风尚提供了历史的证物。
唐太宗的时代过去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精雅与辉煌流逝了，却仍留下儒者的风范供后人追忆和怀想。“十八学士图”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的经典题材，一代代画家以自己的绘画语言，不断对这一历史记忆进行重构。《宋人十八学士图》轴四件，画面上的英才大儒、文人高士，坐在松柏槐荫之下，庭院中芍药鲜艳、萱花怒放，人们或围几而坐，或抚须而立，赏花论诗，弈棋品茶，神态悠雅闲适，仿佛沉醉于画境中，无比风流俊雅。
宋徽宗也绘有《十八学士图》卷，画上文人或游园赋诗，或奏乐宴饮，或戏马观鹤，气氛比前面所述的《宋人十八学士图》轴热闹许多，人物造型姿态丰富而生动，富于动感，彰显了当时文人学士轻松愉悦的生活情趣，也把他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的综合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其他还有南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卷，画上人物同样神态生动，衣褶清劲，精妙入微。
以上所说的这些《十八学士图》，都曾是清宫收藏，录入《石渠宝笈三编》，现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李世民开创的“十八学士”传统，在后世也继承下来。唐玄宗开元时，就曾延续这一传统，在上阳宫食象亭，以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冯朝隐、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毋煚、吕向、咸廙业、李子钊、东方颢、陆去泰、余钦、孙季良为“十八学士”。五代南楚国君主马希范在位时，也以幕僚拓跋恒、廖匡图、李弘皋、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号称“天策府十八学士”。
有学者评价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扬眉吐气的一段时光，630年唐将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高祖自弹琵琶，太宗则当众起舞，这种欢乐场面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大唐的文治武功无不达其极，当时“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来史家所艳称。
大唐的兴盛固然有多种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唐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极为优遇宽松，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唐太宗崛起于兵戈之间，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故在大唐王朝建立后积极地罗致文士。隋朝在汉代以来已废弃的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设进士、明经二科以取士，唐朝更是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科举使士人有了凭借个人才能得以晋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人不必再像汉代那样求推举，也不必再像南北朝那样由门户高低来决定一生命运，个人才能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士人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当唐太宗站在金銮殿上，看着新录取的进士鱼贯而入时，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们或驰骋沙场，或关心政治，终于成就了大唐既恢弘高扬又华光流丽的气概，雄视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唐朝是诗的王朝，作诗被看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耍拳弄棒则低俗得多。唐诗的兴盛，政府是重要推手，因为唐朝科举取士注重诗歌。唐代科举分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考试各部儒家经典和《老子》，进士科考试在初唐时期为“时务策”五条，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为进士科加试了杂文、帖经，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所谓杂文，主要是指诗赋，不像明经科那样侧重于死记硬背，而是考察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朝科举最荣耀尊贵的是进士科。
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大诗人，都曾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争取“进步”，像王昌龄、崔颢、颜真卿、王维，都是开元年间进士及第的。孟郊中进士，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炫耀自己的胜利，其实那一年，他已经46岁高龄。杜牧中进士后也不忘“嘚瑟”，及第后立刻寄诗给长安故人：“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黯然落榜的有孟浩然、杜甫等。孟浩然成绩不好，是因为他不会考试，临场发挥差；杜甫则是运气不好，两次考试都赶上坏考官。十二年后，36岁的杜甫第三次走向考场，这一次运气更差，因为当时的宰相不是别人，正是李林甫。李宰相嫉贤妒能，所以那一届考生一个都没录取，他用一个好听的说法忽悠皇帝，叫“野无遗贤”，意思是全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朝廷用尽了，再也网罗不到了。李白没有考，是他根本没有资格考，因为唐代科举要出示身份证，也就是要核实考生身份，但李白没有谱牒，身份成谜，连祖上的名字都确认不了。还有一条原因是他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是商人，从《旧唐书》中我们知道，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
至玄宗一朝，崇尚文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唐玄宗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衡文武关系，但并未改变士人对军事的轻视和厌恶。尤其是“府兵制”废除以后，许多人从强制兵役中解脱出来，寄情于文学与艺术。
其实李林甫也并不完全是吹牛，有学者统计，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90%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62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72%。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77位，进士出身者46人。
正因如此，唐朝的诗人才成为那个朝代的主角。……他们风流俊雅，不尚暴力，其实正是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风范。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龙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的艺术与人格中。他们的美是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知识改变命运
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化繁荣的表象背后，掩饰不住唐朝武力的衰弱，尤其是中央政权的武力衰弱。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在《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文中写道：“在唐代，热望于文官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而热望于军人武举的几乎没有。当时军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一家人中若有个当兵的，他的父母兄弟都会看不起他。唐代的兵役制与日本的相同，守卫京城的士兵都是从地方上挑选的，称之为‘卫士’或‘侍官’。当时，人们恶言相加的时候，便骂对方是‘侍官’。在日本的话，基本相当于‘贱民’或者‘隐亡’（火葬场焚尸工）之类。军人地位之低下真是难以想象！”
当文官士人对兵事不屑一顾的时候，以藩镇为基地的地方武装势力却在潜滋暗长。与朝廷的状况相反，在藩镇地区，崇尚的不是文化而是拳头。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拳头更管用。因此，在安禄山控制的河北地区，人们不相信理想，只相信拳头。谁的腰硬，谁就是爷。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在武人的支配下，河北地区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与朝廷控制的区域判然有别。在河北，军事技能掩盖了对儒家经典论著学习的锋芒，成为最受重视的学习项目。在其他地方，为了参与科举考试而读书，仍被认为是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
他们拼命抓权，军权、财权、人事权，一个也不放过，一点点掏空了朝廷的权力。而朝廷用兵，只能依赖他们，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很复杂，藩镇之强横与朝廷之文弱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否则以安禄山之狡猾，绝不会铤而走险。“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不仅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定团结，更让藩镇的老百姓在当地节度使的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以淮西为例，百姓连夜里点灯的权利都没有，互相串门就是死罪。后来朝廷军队打来，废除了这些苛法，“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李贺写过一首《公无出门》，从中可以看到藩镇割据最真实的景象：“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
到唐宣宗时代，皇帝“雅好儒事，留心贡举”的“积习”未改，士大夫则不愿谈论武事，甚至与武将接触都觉得掉档次。五代孙光宪这样评论那个时代：“唐自大中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橐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橐鞬者，弓箭袋也；钤匮者，兵书匣也。连这些都成了不祥之物、不吉之兆，一旦遭遇战争，怎么打得赢？
当时也有人对此看不过眼，其中就包括大诗人杜牧。杜牧23岁写《阿房宫赋》，26岁作弘文馆校书郎，但与别的诗人不同，他酷爱兵法，注过《孙子》。他不是纸上谈兵，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采纳，大获全胜，只是由于党争，才没被李德裕重用，成就一番事业。面对这种重文轻武的风气，杜牧发表评论说，在当下，士大夫只要一论及军事，就会被认为粗鄙怪异，即使他们的国家正遭受军事上的威胁，文士依然毫不担心，将平定叛乱之事交给武人。在杜牧看来，军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倘若军队由饱学之士掌握，便能建立稳定的帝国；军队若由不学无术的武人统率，国家就要土崩瓦解。杜牧之后，文化人谈论兵事的更是少而又少，以文成名倒是陷入了疯狂。
（摘自《在故宫看见中国史》，祝勇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