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真是一门充满奇趣的职业。你每天在一张臆想的大网下畅游，或喜或忧，有许多的“不曾知”偶尔经过了你，让你恍然大悟，而后莞尔一笑。沉浸其间，忙碌中也能不时遇见你从没想见过的人和事，清贫之中也总能找到无限的乐趣……
一
A先生是贵州人，说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原来在政府部门任职，后来辞了官专心做起了学问。这学问一做不打紧，居然上了瘾，不多时就写了一部关于劳动价值率的书稿，说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想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找一位编辑申报了选题。
编辑对他说，学术类选题是要做学术论证的，你的东西我没把握，要总编辑定，于是这位仁兄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身上。我一般对于所有标榜发现的新理论都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但也不排除给他们另开一个“窗口”，民间奇人凭借独特的研究方法，填补一下学界的小空白，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编辑说，先不下结论，一切按程序走，学术选题就要请相关领域学者作一个价值鉴定，至少要能自圆其说才行。编辑马上说，A先生认为您是学经济理论的，就能审查出他书稿的价值。我严肃地回答，第一，谁审稿不是作者说了算的，第二，凭我自己的学识，尚感觉不到他的“理论”的合理性，但我也不能乱说它不成立，所以还是得请外面的学者评审一下。结论回来，居然认为，作为一种探索，这样的书稿虽不具备完整的理论意义，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还是可以出版的。
因有话在先，加上程序合法，这书稿就一步一步走向了最终出版。不想，这位先生还是没完。
我在北京开会，A先生打电话说想到杭州见我一面，我说在北京呢，而且后天就要直接去舟山校区开会，不必空跑一趟。他没再吱声。哪知道，当我第二天到了舟山，A先生已经先到舟山等了我半天，他火急火燎地介绍说，他的那本书反响不错，但希望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最近就这部书写了一篇评论介绍文章，甚至可以论证出极为重要的政策性理论。我说那你是否先到《环球时报》这样的报刊投投稿，也许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呢。他说：“对噢，那我试试。”然后就回到了贵州。
那位老兄的动作还挺快，回去不久，就发来了一则短信。
“尊敬的袁总编，您好！据您的建议，我将那篇文章写了出来，但找了很久找不到《环球时报》的投稿入口，我就发给新华网，同时也给您发过去，如果对书的出版发行有些许帮助那是最好的。此祝 安康如意！”
我笑笑，没有回信，也没有再关心过此事。
过了一个来月，A先生又来杭州了。这次他很谦恭地推门进来，说是最近写了篇文章，想请我提提意见。我说最近太忙。他说“其实我是想以您的名义给我发一篇书评，文章都给您写好了，您只要同意就可以”。我有点不高兴，马上说：“那怎么行呢？以我的名义发表的书评，一定得是我本人真正认可的书，并自己动手写才行！”见我这样认真，A先生回头去关门，忽然从衣袋取出一大沓人民币硬要塞给我，说是预付的稿酬。这时，压抑多时的肝火一下子从我胸腔涌出，我指着他的眼睛厉声呵斥：“你侮辱我了，马上给我出去！”A先生脸涨得通红：“好好好，我走我走”……边说边后退，差点头撞在门上。
从此以后，终于再没见到过A先生的身影。尽管那天无名火起把他赶走了，但我并不是恨他的钻研精神，而只是恨他的过度自恋，全然不顾及对方的感受，我依然希望今后他还是能正确看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真正懂得待人处事之道。
二
柳营的中篇小说集《阁楼》前些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上很有些创意，很漂亮，作家本人非常满意，于是乐此不疲地到处接受采访、参加活动。
有次，在电话里跟我谈起她的书。“它也是你的！”她突然说。知道是她脱口而出的心里话。在我，听到这话却是有几分内疚，虽然最初是我促成的这美事，但接下来的环节我其实很少关心，尤其出书后始终没有看完这部并不厚的文学作品，她的几次活动我一次也没去现场当面支持，她心里肯定是失望甚至不满的。
柳营似乎永远在写小说。《阁楼》之后，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小说。这部作品说是长篇，其实也只比一般的中篇稍长一点，我花了三个晚上就看完了。通篇充满隐喻，穿插其间的都是一个个自成一体的人物故事。如果硬说有情节线索，那也只在那个叫莫德的女主人公手里牵着。不同的故事，相同的基调，始终缠绕的是女人与男人，灵与欲，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美丽与丑陋，欢娱与痛苦，坚守与背叛，白天与黑夜，村庄与坟场，甚至，柔美而充满灵性的花与坚挺而显得有点突兀的塔——我隐隐觉得塔是压抑的甚至带有摧残性的东西……在柳营看来，这一切，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有时候甚至是一体的，就像许多的塔被建成七层莲花的形状，那个时候，花就是塔，塔也就是花。就像那个叫“梨”的村庄，总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径通向幽静的坟场，而那里其实是人人最后的归宿。
从这头，走向那头，场景渐次地展开。然后变换，成就另一个轮回。模糊，混沌。所谓边界，那只是人为划定的。向东走，向西走，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柳营后来侨居美国纽约曼哈顿，跟王鼎均等文学大家相交。我去美国时，她还介绍我与鼎公及其夫人见面，并一起在法拉盛吃了一顿午餐，我们几个相谈甚欢。
其间她又写了好几本小说，鉴于《阁楼》比较让她满意，她一直希望再在浙大社出版一部她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品，但浙大社毕竟是学术出版社，我劝她到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去出版，结果证明了我“忍痛割爱”的正确性，她的作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市场反响都不错。
（作者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