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实力派作家，冉正万从贵州出发，长期进行着独具风格的文学创作，并以多元的文学趣味、内秀的小说质地见知于文坛。从曾经的地质队员到现今的编辑、作家，冉正万的工作似乎并没有改变：由田野工作转为书案作业，一半时间看别人的作品，领略他处的山水；一半时间经营自己的文字，开掘自我的矿藏。
曾几何时，先锋文学盛行于世，许多作家都青睐于奇崛的故事与前卫的表达。然而，先锋写作奇则奇矣，却有太多后来者令行景从，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同质化。时至今日，伴随着文学思潮的转化，昔日的先锋作家纷纷迎来创作方向的转变，冉正万却似乎仍在一部接一部的写作中，体味“求不得苦”：“小说怎么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还没写好。知道没写好，正是一直还在写的最大动力。”
作为一名小说家，冉正万对写作的敬畏、对文学的坚持及其探索的意志，一如他的最新作品《乌人传》和《白毫光》，既发人深省，亦颇有可观。两部小说里，他分别讨论的话题是“欲望”与“时光”。前者讲述了一桩离奇事件背后的重重谜团，如何激化成一出乡里闹剧；后者聚焦一次亡魂返乡的时光奇旅，最终串演出一则生命寓言。尽管两书取法不同、艺术风格有异，却皆有一以贯之的耐人寻味之处。
在《乌人传》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封闭中危机四伏、平静里暗藏凶险的乡村世界。由于二叔的一通电话，“我”被迫从马戏团返回乡下老家半边坡。出人意料的是，潦倒半生的二叔，竟在山上挖出一只状似人形、长逾人身的巨型何首乌。村中居民的贫穷和贪婪，引爆了一场抢夺乌人的大混战。千钧一发之际，何首乌竟不翼而飞，种种嫌疑指向了“我”。扑朔迷离的转折和复杂人性下的暗流涌动，搅动出每个人心中的欲望。主人公一路上经历的命运危机、枝蔓丛生的复杂谜团，包括众人争抢乌人时匪夷所思的手段，无不表现出村民们在逐利过程中无所止息的欲望与愚昧。事实上，当村人们先后披上兽皮、进入森林搜捕乌人的一刻，已然在“利字当头，人兽不分”的现实中，暴露了怪兽一般的阴影。这一切都显露在明暗不定的月光下，被疑似乌人化身的孩童看在眼中。
令人惊异的是，众人果真找到了一个“成了精”的“乌人”。种种线索指向了一个村中的“边缘人”，早年间日夜钻研飞行机械的张齐发。那一位被村长哈卫国有意当成乌人的孩子，为何是他遗留的子嗣？尚未揭开的谜底仍有许多。可以说，作者在充满荒诞幻想的文本中，埋伏了诸多无从回答的人性问题。无止无休的悬疑事件背后，自有一出黑色悲喜剧的底蕴。最让人无言以对的事实，不是村人早已知晓没有乌人的真相，而是村长带领全村人假戏真做时的恐慌：“他们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他们怕被时代抛弃，怕和外面的世界相距太远。”在繁复迂回的叙述之中，《乌人传》最为撼动人心处，究竟是那个牵涉众人利益纠纷的“乌人”，还是折射出村民愚昧真相的“无人”呢？
事件平息之后，历经颠簸的主人公终于有望逃出生天。可正当“我”决意告别乡村的一刻，却再次偶遇从乌江边上挖起石蛋儿的村民。人们再次陷入狂热，原因无它，竟与争夺乌人的理由如出一辙。最终“我跳下船，朝山上跑去”，少年凝视深渊，做出了决心一试的壮举。这既是救赎的行动，也是忏悔的象征。虽说这一结局不外乎故事本身的道德警醒，但这一举动到底是不是徒然？是昭示了理想的重建，还是更大的现实反讽？最重要的是他听信了爱与心灵的抉择，尽管这一切尚在未完成中。
相较于《乌人传》的紧凑情节，《白毫光》以更长的篇幅，处理了更漫长的故事，耐人咀嚼。故事中，一干家族儿女驾驶大巴车从河北启程，一路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将故去母亲的灵牌送往贵州老家。同时，在平行章节中，四川山村的楚米镇二台子村里，人们正经历着清末民初的军匪、瘟疫、革命……相较于前者一日千里的高速行进，后者的乡野生活恰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时光河流，点滴碎片连成片段，接续成为纪事。小说循此一行人的途中见闻与百年前的乡野故事，交错而行，娓娓道来。
顾名思义，《白毫光》讲述的是一则关于时间的故事。万里归乡路，行行复行行。在四兄妹百无聊赖的归乡途中，作者状写起楚米镇二台子村的乡野奇事，从此地八百媳妇国的远古历史，到斯民挣扎于血泪间的生存现实，登场人物有司掌阴阳的道士韩先生、情深不寿的粮户关潜德、漂泊至此的梨膏贩白可练，以及孔雀与年年飞来的白鹤。经由绵延迷离的家族秘史，作者引我们潜入生命、记忆和历史深处，于毫末处打捞个体生命之于时光长河中的点点星光，见识到“这就是黔北，一个向上怒张、身躯耸立的世界”。
透过不同的叙述维度，在城市与乡村、古典和当代的双重比照中，小说构成了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纵深。作者真正的关注点并不在时间进程中的历史变化，而是逸出时间限度之外的生命传奇。在他看来，统摄着千丝万缕的宏大历史，怎能厘清和弥合人间事情的千头万绪？韩先生为生人择阴地、让亡灵走阴城的奇幻能力，恰呼应了世间的情感变奏，它犹如慈母手中的针线，抑或黑暗中一根根可感可触的白毫光，穿越密闭时间的裂隙，迂回婉转，百折不回，拂照至不可见的人生风景中，点亮了平凡卑微的生命中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
故事中的唢呐匠侯十一，尽管言行粗鲁，但在他活脱脱一副泼皮无赖的做派下，也埋藏着一往情深的性情本色。在出生入死的行军中，他不忘思念露水情缘的朱惜粮，待他从战场归来，却得知了恋人已死的消息。他不惜倾尽身家性命，上穷碧落下黄泉，誓要弄清爱人之死的真相，率领村民挖开烂眼塘，发现没有遗体之后，复在韩先生与众弟子的帮助下，独闯坛城黄泉路，誓要一见亡妻的魂灵。
或许人心本就是一方渊源不断、填埋不尽的情绪泥塘。在历史的层累与时光的发酵中，朱氏女子在侯十一心目中实现了从风尘女子到爱人再到亡妻的步步转移，但无论人们作何种努力，总难免像他意欲寻回爱人的尸骸和魂魄那般，终究在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中，领悟并接受了人生的徒然与心灵的释然：“该来的已经来过，该去的就让它去吧。”
在迷蒙晦暗的历史深处，一方方铭刻记忆的碑版早已漫漶不清，但作者并不相信生命会被永远笼罩在浓雾之中。故事临近终章，他让作为亡人的母亲现身，诉说起未亡之人无法言说的话。这一设置以不同语体的叙述方式，在全书中构成三重对话幻影，代叙、独白与全知叙事交相为用，于时空秩序的交错中整合了支离破碎的故事。在母亲的讲述中，她有过一桩有头无尾的少年婚事，不仅贯穿了动荡不安的年代，更成就了故乡与异乡的生命联结。曾经作为临别赠物的虎爪，如今成为了后人之间的相认凭信。从少女不远万里的逃亡，再到亡魂千回百转的返乡，在拂晓时分的葬礼上，他与她跨越时空的界限，最终合葬一处。母亲一生的故事，终于尘埃落定。
小说字里行间对历史的观照、对生命的记述，一如照彻大千世界的白毫光，穿针引线于时光之河，编织起祖孙三代人的迥然命运，在当代世相和乡野传奇的经验和虚构之间，诗意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生命所经历的动荡流离与苦辣悲辛。通过重重叠叠的返乡之路，我们一路抽丝剥茧，历经尘世的嘈杂与身世的多变，最终发现，包裹在生命内核中的“白毫光”并非它物，恰是生命本身在琐碎生活中的人性光芒。
于此，我们不难领会作者的用意：当代人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于乡土文化的瓦解、道德关系的错位，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对冲。作为家族的子孙后辈，我们是否有义务担负起自我的责任，包容起一段关于出走、逃亡和返乡的祖辈人生？应该如何安置好历史强加给个人的不幸和不安，以及个人诉诸历史的不甘与不愿？正如故事最后，作者坦言，那一位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写作者，不再以“讲故事者”的身份自居，而自称是“写这本书的人”。此情此景下，这位作者主动走出了精心营构的小说天地，选择作为一位洽接历史与现实的传承者或布道人，意欲将这一番发生在黔北乡野的传奇故事，传述给天南海北的读者。
伴随着小说的延伸与展开，人物和故事逐步浮荡在记忆之中。毋庸置疑的是，在打破人生和梦境的意义纠葛、澄清了存在与时间的力量之后，冉正万将小说从想象历史的一种方式，转化为一种铭刻历史的抱负。他以三分现实七分魔幻的写作笔法，在先锋故事联通生命感受的叙述轨道上，成就了交织于文本内外的关怀视野。这一意味深长的艺术转向，既有赖于作者不断感知乡风世情的用心与努力，更离不开作者本人对写作本身的一派敬诚与温柔。
中国小说的行进日新又新，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或写作现象，在方兴未艾的新南方写作版图上，冉正万的《乌人传》与《白毫光》不单深具黔贵大地的风土特色，还为其增添了地理角度之外的新鲜经验，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人文的新变。经由冉正万从贵州出发的写作生涯，我们相信：在南方以及南方之南、在不为人知的广阔大地上，小说家的创作视野毕竟时有不及，但生命的故事终究不会完结。
近年来，在理论与创作的相互碰撞下，我们见证了新南方的学术发现，经历了南方写作的发展变化。理论言之成理，小说面目常新。文学不止是纸上故乡，对于这方生活浓稠、传奇滋长的贵州土地，冉正万的文字贴着地面生长；而对于冉正万本人，“活在这里，写作也只能是这里”。生活莽莽苍苍，岁月悠悠荡荡，身边的故事未完，小说的愿景尚在，生命的神奇无与伦比，传统与先锋的对话仍在起伏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