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这几年我写作很少，通常一年只写一个短篇或很短的中篇，几乎都是来自《小说界》的约稿。我喜欢给他们写稿，因是命题创作，像解一道数学题。我是理科生，读书时最擅长数学。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在解题，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出题。这几年，我开始失去给自己出题的欲望了。有我的原因，我想也有外部的原因。想不出还有什么有趣的题目，便只好写别人出的题。这使我轻松不少，也不失乐趣。和解数学题不同，解数学题的追求是最优美、最简洁、最清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写作则千变万化，这便是写小说的自由。写小说可以很自由，但它不意味着没有难度。自由与难度相伴相生，且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关系。这说得很空。确实，这两年我写得少，但看得多，思考得更多。多数时候我在阅读，更多数时候，我在生活。

我有时参加一些会议，会发现我听不懂批评家在说什么，批评家也不懂我在写什么，大家在用不同的一套语汇系统。这时我只能讲故事，讲故事大家就都明白了，可以对话了。时常还会发出一些笑声。这本身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小说是什么。如何读，怎么读；如何写，怎么写。实际上，你越钻研，越会发现小说如同宇宙的诞生。我们了解得还不多。而很多有关小说的认识，也并不是来自小说本身，而是来自与小说看似无关的其他一切。因此这些年我的主要时间就是在了解我所不了解的其他一切——与人有关的、与物有关的、与抽象有关的、与时间有关的。

我的成长轨迹和一般人不大一样。在求学阶段，我与学校的关系疏离，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很早就进入了（我想象中的）社会，结识了一大群成年的朋友。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在网络或现实中与这些朋友来往。这也构成了我的主要写作来源和发生场域。同时我在报社长大，除掉在学校的时间，几乎都待在报社，报社的每个人我都认识，我常待在新闻热线接线室，有时还帮着接听电话。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真正进入社会，我却发现自己不能适应真实的社会了。我有过几份工作，均以不到一年时间提交辞职信结束，总共算起来大概也就两年多时间。这之后，我与社会的关系开始逐渐淡化，直至脱节。当然，仍然在工作，以写剧本为生活来源。但这份工作不需要和社会打交道，主要是和甲方打交道，其余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业余时间便用来写小说，聊以游戏。这样写了若干年，也觉得无趣起来，直到为写一桩十年前发生在老家的谋杀案，才又和社会打起了交道。

我在刑警大队陆续待了三年时间。每天都要和无数人无数突发事件打交道。有活人，也有死人。更多的是关系。警察与嫌疑人的关系，嫌疑人与受害者的关系，警察与警察之间的关系，上下级关系，辅警与民警的关系。我与所有这些人的关系，有时旁观，时而介入，偶有被卷入。这份工作极大地缓解了我写作和生活的焦虑，并且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真实社会的了解欲望。在我工作的辖区，我开始学会像一个老警察那样，对街道的每一间店铺、店铺的老板是谁、哪间棋牌室逢周五休息、哪座写字楼常发生扰民事件，所有这些空间、人物、事件的细节了然于胸。我开始知道接警之后走哪条路线能最快到达现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另一种数学。

后来又搬去了南京，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做了一年饲养员。这份工作看似与刑警千差万别，远不如前者惊心动魄，但它饱含另一套极其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实际经验。这是一个更为广阔得多的世界，因为这份工作，我开始学习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各种庞杂的博物学知识，并且这些知识都是在实操的过程中习得的，而且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别的会呼吸的生命有关。你会开始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万物循环链，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环，并且是最具破坏力的那一环。如同蝴蝶效应。你所做出的每件事，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反馈到你自己身上。

这就是这几年我的主要生活。它们都和写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和我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密切相关。而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实际上是由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决定的。过去的一年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旅行写作作品《东游西荡》，它写于2016至2018年，只是拖延辗转许久才得以出版。出版时疫情已近尾声，这本书的出版便显得百感交集。不过，它仍说明了那几年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景。现在读，更像幻境。另一本则是最近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国王的游戏》，这本书是我2017至2022年的中短篇小说合集，其中半数与游戏有关。我并非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但从小到大也玩了一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游戏。一开始，我只是在构想如何将游戏文本与小说文本进行结合。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当一些现实故事不能被直接讲述时，我可以将其变构为游戏——另一种虚构文本，发出与现实逻辑基底一致的声音。

——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新时代、新文化、青年写作。关于这三个词，我都谈不出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只能以上述我自己这几年的生活与写作作为一个样本供参考。希望能对大家以及间接影响到的各种动植物、海洋与页岩、银河系与黑洞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