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本职工作为《西藏日报》的记者，因为对文学的挚爱，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写作，为读者贡献出散文集《云中锦书》、短篇小说集《透进病房的阳光》、长篇小说《紫青稞》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尼玛潘多以睿智的体悟和灵动的文字追忆西藏高原的前尘往事，揭示出转型时代和流动社会中边地民众所经历的生活变迁和观念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尼玛潘多的作品虽然带有藏地文化之核，但她自觉拒斥猎奇化和神秘化的西藏叙事潮流，“渴望还原一个生活的、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作家在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的叙写中，自觉追求共通性和跨文化性，试图通过文字折射出一个慈悲、驳杂和变动的西藏，在朴素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中，能够被他者所理解进而达至同情共感。
长篇小说新作《在高原》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成长和日常生活讲述了个体在波折的历史中寻找与自我勘探的故事，其主题依然是现代性的变迁及藏地民众所经历的冲击与应变，复归一种关注当下、书写西藏当代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尼玛潘多并非简单直接地处理大历史，而是将历史作为背景和幕布，凸显出个体命运在时代中的载浮载沉。小说中的朗杰多吉为知识青年，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19岁的他被下放到偏远的帕当区塔玛公社插队。尼玛潘多并没有将《在高原》写成一部常见的或有悔或无悔的知青小说，虽然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叙写了朗杰多吉在插队时的艰辛劳作及其遭遇到的困厄，但小说避开了常见的悲情戏模式，以自然主义的笔法勾勒出作为“历史中人”的彷徨孤独和悖论性人生。作为叙事线索和中心人物，朗杰多吉最终留在了塔金，但他终其一生都想回到拉萨，想保持自己作为城市知识青年的体面和尊严。为此，他始终延续着拉萨口音，执拗地将幼小的女儿白玛措吉送到拉萨去读书，女儿大学毕业后又不想让她回到塔金工作。在塔金，没人能够理解朗杰多吉的思乡病和孤独感，他时时渴望着离开，却终其一生被困缚在异乡，只能在醉酒后无助地痛哭。
表面看来，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似乎消解了小说的历史负担，实则却是以家族史和个体命运折射西藏普通民众长达百年的生存史和奋斗史。在突出个体命运和个人情感的同时，浮现出历史、社会、时代、观念和群体的真实面相。事实上，这一家族的人都有冒险精神，都曾不安于现状，都有一种内在的向着远方寻觅与飞翔的姿势。无论是扎西次仁与旦增的经商之举，还是朗杰多吉与白玛措吉变动不居的生活，都显示出他们求新求变的先行者姿态。然而，他们的特立独行和超前理念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周围的环境里。定居在塔金的朗杰多吉与白玛措吉成为当地人谈论的对象。身在人群中的朗杰多吉则孤独寂寞，哭诉“没处说话”和无处觅知音的苦楚，而白玛措吉的时髦穿搭和现代认知则遭到了非议。比如，白玛措吉为了安慰邻居波扎西的妻子，无意间说出了“女儿都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这句话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风波。她不仅遭到母亲和邻居的批驳，更被茶馆里面的一位老者定性为“混账话”。由此可见，即便作为同时代的人，由于教育背景、知识积淀、成长环境等原因也会在认知理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和隔膜。
尼玛潘多以细节化的方式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边地与中心、板滞与开放、守旧者和进取者常见而难解的认同差异与价值分野。小说刻绘出作为边地的西藏在现代性的席卷下正在缓慢地走出前现代的封闭和保守，但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和艰难的，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情感结构，进入现代历史，并不是外在环境和社会制度可以遽然改变和移易的。这显示出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体察，意味着更具普泛性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作家的写作无意识。
《在高原》建构了一个自足而充盈的价值世界，重申了仁义的重要性。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没有大奸大恶之徒，夫妻、父女、同学、朋友、邻里、师生间涌动着温暖的爱意，在漫长而充满波折的人生中，这些人抱团取暖、互相理解和体恤。譬如，白玛措吉与卓玛、李启梅、夏荷等人深厚的女性情谊，嘎玛丹增夫妇对白玛措吉事业和工作的无私帮助，多扎对学生真淳的关爱和奉献精神等，无不昭示出传统仁义观的延续和魅性光芒。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宗教文化作为底子，小说整体弥漫着慈悲、仁厚和笃信的气质。此外，小说通过独居在拉萨的老次珠的故事对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批判。老次珠的邻居们为了金钱疯狂挖掘虫草，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但老次珠却不为所动，他痛惜家园的毁坏，并远离了故乡独自修行。而对人物的评判标准上，作家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善良的品性，除此之外才是才华和能力。这样的价值伦理便与功利的、世俗的观念划开了清晰的界限，提供了恒常而审美化的看取世界和人生的方式。
如果说，朗杰多吉代表了知识分子进取的人生抉择，他的命运总处于流动和变化中，那么梅朵曲珍则代表了边地民间刚健质朴的俗常的一面。作为他们的后代，白玛措吉的身上既有现代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灵魂期许，又有来自民间朴野未凿的天真和坚韧良善的品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她是新一代藏族儿女的典型代表，小说也因之具有了“寻根文学”的质色。作家将自己的文化之根，深深地植根于地域传统文化中，描摹出中国西部藏族人特有的伦理认知与情感结构。
《在高原》具有跨文体的特色，小说以散文化的笔法徐徐铺陈，内部章节中又杂以诗歌、书信、日记等多种文体进行形式的创新，在平易畅达又极富地域色彩的方言俗语中娓娓讲述几代人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尼玛潘多的语言独具特色，俗中有雅，善于“留白”，在表面的淡然中蕴含着哲思和气韵，流露出经验性写作的鲜活生活气息，具有自叙传色彩和激活历史经验并引发共情的效果。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区隔，赋予小说抒情性和生活化的肌理。因之，小说并不刻意凸显主人公家族史的传奇性和故事性，采用朴素淡然的方式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更贴合个人心史的写作理路。但诚如古人所言，“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散文化小说在葆有上述优长的同时，也潜隐着缺憾。以苛刻和严格的眼光来看，《在高原》也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作者对民族与地域文化的自信与自审、对外来经验的选择和吸纳，使得这部小说达到了审美与伦理、多元与一体的统一，为当下少数民族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和方法。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