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参加林斤澜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会，一晃过去四年，又到了他的百年诞辰。林斤澜先生是我在《北京文学》工作时的主编，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他对我的影响可能伴随一生。1985年，我大学毕业，到《北京文学》做编辑，半年后，他与李陀先生便执掌了《北京文学》。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像两棵可以仰仗的大树，编辑部上上下下都非常兴奋，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变化。那时候的《北京文学》编辑阵容强大、思想活跃，而且年轻人居多，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刘恒也在其中。林老将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黄裳、章品镇、林希这些“老派”作家邀集到《北京文学》旗下，李陀则汇集了张承志、郑万隆、韩少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王刚等中青年作家。林老的宽厚、李陀的锐利，还有编辑部总体的朴实，三者融汇互补，形成了那个时期《北京文学》的总体风格，受到文坛的更多瞩目。

林老的宽厚，体现在他对同行、对年轻作者、对编辑、对写作的态度上，他很少与人争执，尽量用更包容的视角看待事物，遇到分歧或者不好确定的问题，他会以爽朗的笑声化解，用机智一带而过。1990年，宣布他离开主编岗位的那天，他的内心并不甘愿，而是想继续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用惯常的笑接受了现实。不当主编了，他反而与我们这些昔日的手下接触更为频繁，我便是他家的常客。我经常一个人去看他，每次他开门见我来访，脸上都会洋溢愉快的笑容。他会拿出威士忌或者白兰地，给我倒满一杯，自己则斟上小半杯，与我共饮。他谈高尔基和托尔斯泰，谈鲁迅的《故事新编》，或者向我了解新近涌现的年轻作者，或者感叹某位谢世的老作家。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北京文学》的现状，即使我无意中与他说起，他也会笑笑岔开话题，或者干脆沉默。然而若是编辑部有求于他，他一定义不容辞。有一次编辑部请他去湖北讲课，在襄樊（现襄阳）大山里的一个培训基地，由我陪同。那时他已到古稀之年，竟然与我们年轻人一起登上武当山。我和学员们是小跑上去的，林老则是散步走上去的，由两位当地的培训老师陪着。当时，林老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欢声笑语地从他身边穿过往山顶跑时，表情有些微妙的变化，那一刻，他是多么希望和我们在一起呀，但是年龄又让他无法承受剧烈的运动，那时他内心的活动显露了他的情绪变化，既有渴望又有无奈，既有对岁月和老去的慨叹，又有不肯服输的跃跃欲试。那种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有我能体会到。尤其现在，当我过了耳顺之年、觑望悬车之年的时候，我更理解了一个可爱老人的心境。

汪曾祺是最了解他的人，汪老比林老大三岁，可以说是同辈人。在林老辞去《北京文学》主编的那一年，汪老为他写过一首打油诗《戏谏斤澜》，表达了文坛老哥俩的真挚情感和知音之交——“编修罢去一身轻，愁听青词诵道经。几度随时言好事，从今不再误苍生。文章也读新潮浪，古董唯藏旧酒瓶。且吃小葱拌豆腐，看他五鼠闹东京。”

1997年和2009年，两位老人先后辞世，但在我的心里，他们并没有离去，两人的笑貌音容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他们签名送我的书，我也会经常找出来翻看，感觉他们是许久不见的长辈，在我无法找见的地方注视着我，潜移默化地推助和指引着我。两位都是我崇敬的作家，然而两人身后在文坛和读者中的遭际却让我思考。汪老的作品在文坛和图书市场持续升温发酵，被更多的读者接受，而林老的作品却相对冷清，甚至被人淡忘。这一点，汪老在世的时候就曾为他打抱过不平，专门写评论发声。汪老说：“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评论界认为汪老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而林老的小说是“怪味豆”，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评论家黄子平语）。我以为两者在语言上的不同追求，就注定了在读者中的不同反应和境遇。汪老的语言是汉语的极度简化，是对“五四”以来欧化汉语的现代性转换，他在寻找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汉语的和谐之美，而林老的语言是“反现代性”的，他试图借助方言和语言的陌生化，让汉语重现丰富性和表现力，遏制当下汉语写作中的流俗和平庸。从这一点来说，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体家，只是林老的尝试更具悲剧性，但正是这种悲剧性体现出的精神，让我觉得更“酷”，如汪老所说：“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也如林老所言：“我希望我能抓住更多的读者。但是有一点，我还得走我自己的路，换个别的路我不会，我也不干”。这就是林老对文学的倔强和执着。

前几天，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斤澜文集》，看到他的一段自序，很有意味。门口超市卖鱼，切段卖。到了傍晚只剩下头和尾巴，有顾客问：中段呢，三种回答：一，这鱼没长中段，显然是谎言；二，被猫叼走了，属于灾难；三，明天有。这个“三”真是个绝妙的回答，也恰好表达了林老对生活、对生命，乃至对文学的态度：摒弃“谎言”，绕开“灾难”，期待“明天有”。林老终归是浪漫主义者，其实也是理想主义者。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