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想起两本与宋诗、江西诗派有重要联系的书。我曾经长期阅读这两本书，它们是我的枕边书，也是旅行时经常随身带的书。一本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本是潘伯鹰的《黄庭坚诗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史既是文学写作的历史，也是文学选集、文学传播，特别是文学解释的历史。钱锺书与潘伯鹰对黄庭坚的不同解释，也许对我们今天在古今关系中思考江西诗派与现代诗学的关系有所帮助。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江西诗派、尤其是对黄庭坚的评价，或许是个人化的，不无偏颇的。文学史上乃至书法史上，我们通常将“苏黄”并称，但《宋诗选注》中，钱锺书选了18首苏轼的诗，却只选了3首黄庭坚的诗，分别是《病起荆江亭即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以及《新喻道中寄元明》，三首中只有最后一首诗直接与江西有关，是写给他哥哥黄大临的。钱锺书不仅在序言中对晚清时黄庭坚的集子卖过十两银子一部这样的“辣价钱”多少有些不解乃至不屑，而且在介绍黄庭坚的部分说了下面这段话：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身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徒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0页）

我们引述钱锺书先生这段话，当然不是要苛责他非常具有个人偏好的判断，更不需要将之视为不可更易的定论。我自己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想到另外一些文学解释史的例子，其中最常想到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歌德与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歌德，乃至对整个“狂飙突进”一代人而言，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是“神”一样的存在；而对托尔斯泰而言，莎士比亚尤其是他的《李尔王》，却是完全不足取的存在，可以说全盘否定。这就是解释史的事实，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对江西诗派、对黄庭坚乃至对宋诗的理解，也应该——或许，也不能不——建立在对这样的解释史的“同情之了解”之上。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读潘伯鹰《黄庭坚诗选》中的下面这段话：

……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主教一样，从而生出“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黄庭坚诗选》，潘伯鹰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页）

今天讨论江西诗派的当代意义，在古今对话的前提下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读钱锺书和潘伯鹰这两本书，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首先是，我们不要把热爱的任何一位诗人、任何一个流派，推为“大教主”或将之神圣化。对我们所热爱者，甚至尤其需要有勇气、有独立判断的精神，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不到之处，加以识别、分析与批判。这也许依然是一种带着热爱的批判，但我们恰恰不应该放弃这种批判的意识。其次，无论如何，我们要像潘伯鹰先生所提示的那样，真正看到热爱的诗人与诗派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细读他们的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