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光（1929-2003）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史学者、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儿童文学作家。1955年，他应《中国少年报》编辑邀约，创作了一篇面向少年儿童的科学类小说作品《从地球到火星》，并与高士其的《时间伯伯》《太阳的工作》一起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选编的《儿童文学选》。严文井在选集序言中称他为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并以此为契机将他调入作协工作，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标明“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标签的作品。因此，他也被一些海外研究者称作新中国“科幻之父”。1999年，郑文光70寿辰之际，《科幻世界》举办的“中国科幻银河奖”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科幻领域的第一个终身成就奖。

郑文光的作品很多，我觉得最动人的、最美好的是1978年出版的《飞向人马座》，这部少儿科幻小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宇宙探索的热情，后来也入选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此外，我还想谈谈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科幻小说《战神的后裔》。这部小说的基调要比《飞向人马座》悲凉得多，但同时葆有一种深层的理想主义光辉。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厘清中国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关系问题，进而思考文艺工作者如何在经历时代冲击之后继续保持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

严格来说，科幻文学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来创作的一种文学体裁，但因其奇幻的艺术形式而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也因此存在着许多概念重合的地方。“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就设有“科幻文学”类别，为推动少儿科幻的多样化发展，近年也开设了“少儿科幻星云奖”，充分证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接受对象的特殊性，郑文光曾经主张从科幻文学中析离出“儿童文学”部分，而科学幻想小说与科学童话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类型。郑文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儿童文学的特定文体，他认为，幻想小说和童话是儿童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因而加上“科学”之后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儿童文学特色。这种区分考虑到了儿童读者及儿童文学文体的特殊性，有一定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科幻创作长期被看作是儿童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一部分，和其他的文学有一定的区别。1978年之后，社会上各种新思想、新观念都在发展，有对过去偏误观念的反省和批判，也有对“四个现代化”的展望，主流文学界也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这种氛围中，科幻作家也在求新求变，希望科幻能突破儿童文学和科普文艺的框架，在批判现实、塑造人物方面作出贡献。当科幻作家试着让科幻走出科普和儿童文学的界限，进入主流文学、通俗文学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定争议。20世纪80年代，这种争论逐渐进入白热化，对科幻作家和科幻作品出现了较为严厉的指责和措辞。关于这段往事，吴岩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和叶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有较为详尽的记录。由此可以想象得到，本来干劲十足的科幻作家内心多么苦恼和彷徨。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郑文光创作了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本来要在《科幻海洋》作为头条发表，但后来杂志停刊，在编辑跟他讨论修改事宜的过程中，郑文光突发脑溢血去世，这部小说就成了他的最后一部科幻作品。

和原来的短篇相比，《战神的后裔》的一大突破就是在人物塑造上向主流文学看齐，希望能写出有性格深度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复杂感情。除了改造火星这条主线，人物间的情感发展构成了另一条主线。这在此前的中国科幻中是很少见的。在儿童文学和科普文学范畴下的许多科幻小说，人物或是工具化的，或是类型化的，比如，天真无知的少年负责提问，白头发的老科学家负责解答。而《战神的后裔》则用了一种比较有时代特色的含蓄手法，塑造了一组火星开拓者的群像。人物的对话常有耐人寻味的深意，但作家又不点破。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感情，读者是不容易猜透的，采用了含蓄、克制、隐忍的表达方式。

科幻文学有着超越时代局限的想象空间，但又是一种很容易“过时”的文类，不是每一部声名赫赫的经典都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兴趣。不过，在我看来，郑文光的文学世界至今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晕，不仅在于他的书中那种纯朴的人际关系、温厚克制的情感表达，还在于那种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以及虽遭挫折仍怀有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

（作者系青年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