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振
“他们诗社”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活跃文坛20年。相比同期出现的其他团体、流派，“他们”似乎有着更为纷杂的面目，写诗、写小说也写评论，人员流动也很大，甚至亮相许久都没有表明态度的“宣言”。直到《他们》第五期（1988年），才有了韩东的《为〈他们〉而写作》，指明“《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正是这种姿态，才让“他们”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多样的文学面貌。
近几年来，韩东、顾前等“老他们”，曹寇等“新他们”相继推出新作。不久前出版的《幽暗》和《狼踪》被称为韩东阔别中短篇小说20年的回归之作。两部集子里的韩东熟悉又陌生，同样的“平易、流畅、直接和尖锐”，但在《幽暗》和《狼踪》里，《我的柏拉图》式的满溢的情感有了极大的克制。《对门的夫妻》让人深刻又具体地体验到什么叫物是人非。在那个从来没有过户也没有出售的房间里，几番家庭重组过后，“男的并不是当年的那个男的，女的也不是当年的女的，老陈不是小曾，北方女人也不是‘小鸟依人’，可他们仍然是一对，进出于同一个门户”。十几年的时间里，老江成了对门故事最直接的见证人，几乎亲历了那所房子变化的每一个节点，但此时对门夫妇的背影让他想起最初的小夫妻，才在眩晕中发现自己又好像什么都没经历过。小说的简洁与朴素犹如老江和对门夫妻间经过打个招呼的关系，仿佛每个人都沉浸于这种日常、琐碎又无关紧要的生活中，但当时间滑过，当小说的叙述趋于完结，那突如其来的回望又让人不禁质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小说几乎以最直接的方式逼近了生活的荒芜，那些所谓的熟识、得失、生老病死以及我们沉迷的种种，到底又有多少是切实存在的？小说进行的并不是有关“存在”的思辨，而是基于时间的消磨和人对外界的好奇、习惯与淡漠，呈现出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生活境况，它不是什么惊天的秘密，却有着“断片”式的意外发现。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构成方式，那些被唤起的记忆和当下的情境纠结起来才展现出我们所在的繁杂和空洞。
《我们见过面吗？》似乎也映照着这种生活的悖论。诗人皮坚在收到《L市诗刊》颁奖邀请时马上搜索了编辑部人员名单，只因记起很多年前这家刊物一个孙姓编辑曾在酒后出言不逊。小说讲述的不过是一场貌似乌龙的糗事，但仔细回味之后就会发现，皮坚所面对的一切都很可疑。那些回忆中的往事，想象中的博弈，酒桌上的言谈，甚至朋友的记忆，几乎所有的环节都不可靠。韩东当然不想在小说里去考证某个事实，他只在乎这件或可一笑了之的旧事如何在很多年后成了一个人的心病。于是，一件小事成了极富戏剧性的大戏，在它脱离了真伪正误之后，直指由记忆、想象和语言所构成的生活的荒唐与虚无。
顾前早期小说《炎热的岛屿》《巧克力玫瑰》《萎靡不振》中，那些不羁的情欲和隐秘的交易里，他总能写出一闪而过的单纯与心动。小说集《萎靡不振》自然带着那个年代以情欲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彰显写作姿态与文化立场的印迹，但在这种狂欢式的叙述中，顾前总能在某个不可思议的瞬间沉静下来。于是，那些微弱的、纤细的、不易察觉的情感波动便构成了一种生活表象和文化选择的另外一面，并由此潜入内心，诠释着无处躲闪的真诚和同样真诚的虚无。
待到2021年的小说集《一面之交》，顾前变得无所畏惧，当然这主要指的是他不再那么容易被自己一瞬间的感动所感动。许亮的故事还在继续，《你好，邮递员》或许可被看成《萎靡不振》里一系列海南故事的另一种写法。许亮停薪留职到海南闯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妻子王红的鼓动，二人天各一方，许亮便只能每天以书信抒发对妻子的思念。不料创业未果，一年之后便收到了妻子离婚的要求。小说的戏剧性由此而生，正是因为许亮日日写信，才让送信的俊俏小伙子与王红渐生情愫，从最初说说笑笑到留下吃晚饭直至外出旅游。小说由此平添了许多人到中年的沧桑和宿命感，再无激荡的情欲，就连许亮遭遇背叛之后的心绪也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而小说最沉重的情感也只能隐藏在结尾几句欲言又止的对话中。《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是顾前新作中最富叙事心机的一篇。小说里的故事层层相扣，可它们相互的关联却并非为了解开谜底。在这种精巧又充满迷惑性的叙述中，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讲述“无果”的特别设置。小说里所有的计划和设想都无疾而终，在这种情节与叙述两个层面的不断反复里，小说的偶然逐渐让位于必然。于是，叙事上的重复导向了某个主题的明确与强化，而这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里则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没有结局的结局。
“新他们”曹寇的《鸭镇往事》是“这两年所谓‘村居’生活的产物”，但它绝非回归田园的诗情画意，反而“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坐在村里”跟当下乡镇生活“死磕”。于是，在曹寇惯常的强硬语调里，《鸭镇往事》又多了一些舒展和生趣。《高先生》里的高秃子是中学时期一代名流。提起他，同学们都会变得开心起来，流露出“你知道他最近有什么新情况”的“下流表情”。但高先生既不风光，也不下流，无非是得过斑秃，痴情地护送秋艳上学放学，热衷于同学聚会时偷偷买单。但高先生繁杂起伏的生活总是牵动着同学们的心，或者换句话说，没有高秃子，生活是无趣的。于是，高先生并不如意的生活便在曹寇的叙述下于酸楚中又增添了不少恶作剧般的暖意。是的，高先生人生曲折，又有谁事事如意呢？但就在这令人沮丧的瞬间，我们迎来了高先生的高光时刻，他带着秋艳的骨灰像英雄一般回到鸭镇。小说结尾，饭馆服务员问：“二楼如意厅，是高先生定的对吗”——“我们像当年在班级上课时那样齐声答道：对。”这发自肺腑的振奋不仅来自高先生的同学，也来自热爱这篇小说的读者。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他并不离奇的故事是怎样在曹寇的讲述下生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它不一定是对鸭镇生活趋于低沉的叙述带来的反差，也不一定是高先生的痴情壮举引发的感慨，它更像是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人们对高先生这样有趣又可亲近的异质的灵魂和生活的渴望。它来得如此朴素，高先生就是我们生活中忽隐忽现的光，它可能无法照亮什么，却让人感到了低落和惊喜，让生活有了味道。
《清单》是一个即将离婚的妻子写给丈夫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信中的控诉不外乎丈夫李瑞强不愿改变两地分居的状况和生活上的种种恶习。毫无疑问，这是个一地鸡毛的故事。但曹寇既不想替李瑞强辩护，也没给妻子多留情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最别致之处就在妻子信中的姿态和语气——“我作为一名‘先进教育工作者’（市级），作为‘师德标兵’（省级），劝导帮助我的丈夫李瑞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健康的人，这既是我的专业，又是一个贤妻的职责”。信中的话好似句句在理，却又哪儿都不对，而在对鸭镇的“嫌弃”之外，似乎也让人察觉到了李瑞强不愿结束两地分居的另外原因。就我阅读所及，曹寇大概从未用这样的语言和语气写过小说，但这次他真的为这个鸭镇中学德育主任设身处地着想了一把。于是，在那义正辞严的控诉和账目清晰的流水里，或许生活中最荒诞的事情便是荒诞有理。
韩东讲：“小说是另一个世界。在此世界里认识生活，需要另一个世界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观看立体的景观。我设想的小说看上去也许与现实相似，但必须具备可能的差异特性，就像你拿掉偏光眼镜时看见的多维影像。”正是这种气味让活跃于不同时期的“老他们”如朱文、鲁羊和“新他们”如朱庆和、李樯、李黎、赵志明以及“更新的”魏思孝、郑在欢们在抵达某种共通的审美和文学志趣的同时又呈现出并不同的文学样貌。文学就是这样产生了共鸣，别人的创作和自身的现实经验促使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世界”中的自我不期而遇，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辨认和自我确定的过程，它在提示了一种文学道路的同时，也让写作的独立性进一步趋于完整。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