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孙甘露老师有这样的创作计划，书名早就有了，叫《千里江山图》，要写一个与革命、与青年、与英雄相关的长篇小说。

太过好奇，以至于这份好奇演变成了对孙甘露老师时不时的追问：“写到哪儿了？”问得多了，孙老师就笑。以至于有段时间，我都心生恍惚，吃不准孙老师是不是真的在写，是不是真的快了，不会真是一封比缓慢更缓慢的信使之函吧！然而，并没有等待很久，这部长篇小说来得比想象中要快也要利落。信使如期抵达，这的确是等待的意义。

孙老师先给我们发来了半部书稿，说编辑们先看起来，下半部分他再过一遍文字就发来。我和另一个责任编辑江晔连夜开始读。一读小说，感觉奇妙异常，激动难捺。没过几天，孙老师发来了下半部分。很快读完，就豁然开朗，感觉再没有一个书名比“千里江山图”这五个字更适合这部小说了。

这部小说不同于孙甘露之前所有的创作形式，它又如此举重若轻，在厚重的历史本事之外，虚构了轻盈而迅捷的空间，被折叠的叙述时间和被妥帖安放的英雄人物，闯进了我的脑海。这是一封情书，一封写给80年前那些风华正茂的人物的信，一封写给上海这座城市的情书，当然最终这是一部不提“信仰”二字却时时充盈着信仰的小说。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千里江山图》里头就有飞沙，有麦浪，有波纹，自然也有风的姿态。

编书的过程，是编辑学习的过程，也是在小说家的指引下把小说读得更明白的过程。编辑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要去问作者，孙老师就得“自证”，或是发来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则材料等等。这个过程很迷人，随便问，问不倒，作者准备得很充分。孙老师的每一次耐心的“自证”，于我们编辑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2022年三四月间，历经多次线上会议，一次又一次地拍照编校核对，孙老师一回又一回地往返确认，这部书终于在山东一家印刷厂下印了，紧接着新书上市了。直到六月份，我们才看到了样书，忐忑的心才得以安稳。好在许多外地提前看到书的朋友告诉我们说，书印得很漂亮，我们先替你们看过了。用孙老师的话说，《千里江山图》是一本行动的书，是一部关于理想的书，带来四面八方的消息。我们这次编辑过程也是一次行动，一次默契的全体出版社同事参与的行动。

我无数次想象过这本书的未来，但只要想到书中所写到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历史真实，就从不曾犹豫过，它自身的力量、丰富的意蕴和饱满的情感张力都会被读者感知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出版之后，好消息每一天都从四面八方传来，同行的、评论家的，以及来自众多读者的“检阅”意见，从第一次印刷到一次次加印，从一篇篇评论长文到读者的短评，编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一次次被激起。

经由《千里江山图》的编辑之旅，我们就在这部小说生长的现场，看着小说之楼慢慢搭建完成，风的姿态得以出现。从长篇小说《呼吸》到《千里江山图》，相隔近30年，孙甘露老师所致力的写作事业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那就是为不同的小说寻找到合适的叙事方式。编辑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行业。认真做嫁衣就是编辑的职责。所有的好消息对编辑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奖赏。有机会能遇见好的作者，能编到一本好书，是入这一行当的运气。在编辑中得以成长，这就是理想的编辑生活。

（作者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千里江山图》责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