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婷

小说人物，如果在构思“人设”时有较高完成度的话，那么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乃至小说所要表达的内涵，都会让人深信不疑，并被故事带入叙述境界，不知不觉阅读下去。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以作者自身经历为蓝本，以驻守在叶城零公里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为描写对象，讲述了汽车兵田一禾等人在一次上昆仑山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在先后遭遇风雪侵袭、高原反应、身体疾病、艰巨任务、精神动荡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和默默忍受的故事。尽管主题如此明确，故事也不乏生动精彩，这却是一部反“人设”的作品：全书人物和故事没有构成密切关系，也没有“在小说开头的墙上挂有一把枪，在结尾就一定要打响”的故事准则，而是将整体切割后形成“块状”式结构的一部作品。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写作，一方面可看出作者在文本上的努力探索，但另一方面却将他推入危险境地，毕竟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首先面临的是读者能否接受，如果读者接受不了或者读不进去，就会陷入作品被拒绝或中断阅读的尴尬。好在王族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对文本结构考虑得非常成熟，这一点从整部小说的推进和节奏方面，可以看出他对“块状”式结构已了然于胸，故而不动声色地把握着情节推进、语言腔调、主题统一等，只有读完之后才会恍然大悟，原来王族有意坚持的结构方式，是精心追求的莲花卉蕾一样的美感向度。每一章似乎都是独立的，上一章完成后，人物和故事便彻底完结，而下一章又是全新的人物和故事，每章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结构犹如一瓣一瓣的莲花，初看具有独特的美感，但整体看便发现诸多“莲花瓣”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而和谐的莲花蕾般的整体力量。

正是因为王族找到了这种“块状”结构方法，所以小说人物便从容出场，故事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以极其丰富的故事内容，能够引领读者一口气阅读完毕。

小说开头讲述了副连长田一禾从一号界碑旁坠下达坂身亡事件，虽然情节惨烈骇然，但迅速完成了一次终结，让人觉得故事才刚刚展开就匆忙结束，显得有些突兀和意外。但接下来展开的汽车营要上阿里高原执勤情节，才让小说进入整体故事布局。营长李小兵为凑够上昆仑山执勤人数，咬牙将脚受伤的弟弟列入上山名单，不料在探路时差点让弟弟在大风中丧命，李小兵也因身受重伤不得不退出上山队伍。指导员丁山东临时受命组建上山执勤人员，他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探亲，而且还患有心脏病，但他对身体情况只字不提，而且对妻子隐瞒了上昆仑山之事，带领终于凑够的一百人上了昆仑山。部队上山后驻扎于多尔玛边防连，不久便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因为上级要评“昆仑卫士”，这一称呼在以后将是更大范围和更多人的荣誉，而多尔玛背后山崖上的“昆仑卫士”四字便不宜再保留。排长伊布拉音·都来提负责清理山崖上的字，他因为不舍，居然又用红漆将四个字涂描了一遍，使其变得像刚写上去一样鲜亮。他写完后因为高原反应从山崖上坠落，差一点丧命。不久，老兵丁一龙因战友李小平错误判断，以为在他站哨时忽略了临近边界的牧民的羊，导致无边界意识的羊酿成了越界事件。丁一龙忐忑不安地四处找羊，终因迷失方向，又不幸遭遇沙尘暴而牺牲。但事情却很快反转，原来那只羊并没有越界，战士们面对这一结局为之悲痛，却无法扭转已酿成的悲剧。李小平在丁一龙牺牲后愧疚不已，下昆仑山到达叶城留守处家属院后，悉心照料身患重病的丁一龙遗孀，并与她结婚承担起照顾她的重任……《零公里》就这样以每章一个故事、一个主要人物、一个结局，形成一环套一环的结构方式，看似各章之间没有关系，但“以散为步骤，以聚为魂魄”，通过“上山—巡边—驻守—使命—担当—命运—下山—抉择”等主题，集中展现了汽车营军人的命运遭际。

小说结尾，所有人都从昆仑山下来，回到了新藏线的“零公里”，但是很多事情已变得难以释怀。这无不让人觉得，昆仑山相对于当下现代社会和都市生活，犹如一个被隔绝的世界，在昆仑山生存的人，必须要选择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譬如在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境地，在缺氧和高原反应的环境下，不容许你忧郁和多愁善感，更无法逃避和放弃。他们在饥饿的时候，用身体坚持；在危险的地方，用意志坚持；面对艰巨任务，用信念坚持。哪怕死，他们也要到达最高的边关，也要让界碑牢牢矗立在边境线上，把边关军人的精神传递下去。他们具有常人难以坚持的拼搏精神，像界碑一样沉默而坚韧地生活。这在当下社会中，是弥足珍贵的生命精神。

因此可以说，《零公里》中的昆仑山有两极指向，向上可直指审美的雪域高原，向下则涉及命运的暗流。那些风雪中的人犹如在台阶上徘徊，一方面通向高海拔的残酷世界，甚至无助、绝望和命悬一线，另一方面则体现着具体的人生和命运，所有精神波动和灵魂抉择，都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在《零公里》中，每个人在最终都与自己实现了和解，坦然面对自己，在心灵上获得了安宁。

（作者系新疆文化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