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80后”批评家，赵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已出版9部个人学术著作，也不仅是因为她的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更多的是来自她的批评著述。她的《童年的诗学》是近10年间学术研究成果的自选集。就像她在自序中所说：“本书收录了我二十余篇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研究论文，它们记录了我个人这些年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志趣。”这个选本从作者发表的20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21篇，几乎都是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的，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学术轨迹以及学术特点。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视野宽阔。赵霞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围绕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领域展开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展示了作者在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视域所达之宽阔：“儿童文学现场”主要是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观察和思考；“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是对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心得与真知灼见；“童年观与童年文化”是对童年与童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童年审美经济与童年美学”可以看作是对童年文化与童年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聚焦于经济消费与美学的批判性思考。从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到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从儿童文学创作本体到以儿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研究，从创作到出版、传播、教育，从文学范畴到经济消费范畴，她的视线所及，涵盖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各个领域。我以为，这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赵霞的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就是因为具备了宽阔的视野，而展现出大气宏阔的气象。

赵霞的研究常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她的几乎每篇论文中都能看到作者对所论及现象或作品的深入观察思考，之后提出问题，再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论述。在《电子图画书：图画书创作、出版与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作者对电子图画书这一新兴童书形态给予了较大的热情和鼓励，论及电子图画书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明确提出当电子图画书的“操作性”和“互动性”这两大优势是建立在忽视作品文学特性及文学品质的代价之上时，“这一童书新形态的探索也许将很快走到尽头”。同时，从创作模式、艺术可能、文本价值三方面给出了建议。文章有破有立，有接受创新的热情又有冷静理性的思考，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战争语境中的童年书写——论李东华长篇儿童小说〈少年的荣耀〉》一文中，对这部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艺术创新作了充分且深刻的剖析。由这部作品还提出了关于这类儿童小说的一些特殊艺术表现命题，其中“如何以更人性的方式引导孩子走出战争的创伤，认识战争中和战争之后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本真意义”可谓切中了儿童文学书写战争的意义要害，那就是让人们认识战争的残酷却不执着于战争的创伤，由此对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有更透彻的认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种观念视角的意义》一文是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时，应邀在该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整理稿，呈现出作者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转向、趋势的发现与把握，通篇充满着作者对这一论题的学术热情，闪现着批判性思考的亮点。

本书所收论文，也见出论者独到的眼光。在《另一种规训——作为教育故事的杨红樱童书》一文中，作者毫不避讳评论界对杨红樱作品的争议，但也无意于对这些争议进行辨析，而是另辟蹊径，从教育观念和教育理想的角度，对杨红樱的创作进行分析。作者虽然从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的角度对杨红樱的创作给予了肯定，但也从其作品中看到了这一创作追求没能持续深入下去的问题。在《乡土的伦理——论王勇英的儿童小说及其现代性书写》一文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王勇英笔下的乡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特征的出现，源于王勇英写作所指向的根本关切点，即“童年以及从童年的土壤和根须向上生枝发叶的人的成长”。的确，王勇英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传统文化和乡村经验的表达，而在书写当下乡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变化、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等等，这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故事，使王勇英的乡土小说具有浓浓的现代性意味。在《曹文轩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一文中，作者从曹文轩的文学艺术特色和中国儿童文学国际传播实际双重维度，对中国作家首次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一重要事件作出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从学术的角度阐明这一事件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童年的诗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学术性很强，读来却并不晦涩难懂，这也是赵霞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在赵霞的论文里，论述条理清晰，说理而不只为了说理，更是为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辨析而不只看一面，甚至是看三面四面，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把问题谈透。希望能有更多的像赵霞这样具有宽阔视野、问题意识和独到眼光的研究者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