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新”与地方的崛起
2023年，文坛“割据”势力似乎不断强大。“新南方”“新东北”“新北京”“新浙派”以及此前提出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等此起彼伏。这些提法与当下各地创作状况有关，也与文坛日久以来的空旷寂寞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提法背后隐含的对文学多样性的呼唤和期待。
这种情况也让我想到寻根文学期间，各地都提出了各种文化：有“东北文化”“葛川江文化”“湖湘文化”“商州文化”“齐鲁文化”等。有多少个地域就有多少种文化。当然，寻根文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当时中国文学的“统治”，形成了新的一体化。有见识的作家提出了“寻根文学”的口号。韩少功、郑万隆等分别发表了《理一理我们的根》《开凿我们脚下的文化岩层》等，意在呼吁写中国本土文化和故事。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某种理论或倡导，是可以刺激文学创作发展的。当然，文学创作最终还是来自作家个体的经验和感受，来自作家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文学。近一个时期以来，评论界对“地方性”或“地方知识”多有讨论。这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持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使那些边缘性或少数族裔的经验不被遮蔽并得以彰显。因此，对地方经验的书写不仅是作家凸显个人风格的一种方式，也是对不同经验和故事的呈现，是对多种声音、多音齐鸣的一种参与和贡献。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地方知识，它会为文学看待地方知识提供积极的帮助。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正确理解和看待地方、区域文化特点的同时，也能够注意文学的世界性，也能够强调作家个体或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它也会转移作家体悟生活和认知世界的角度，从而埋下同质化、雷同化的隐患。
金理：“地方性的辩证法”
2023年11月28日，《扬子江文学评论》召集“地方性的辩证法”工作坊，这是一个指涉有效的命名。这一年来，“新东北”“新南方”方兴未艾，“新北京”“新浙派”整装待发……类似“中国文学南北论”、泰纳文学史观对环境因素的揭举，都是非常古老的话题，那么这一波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为了回应什么？“新南方”初兴时，阐释者曾表达类似意图：不满于“中心”的写作，试图在“边缘”进行突破。我会联想起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华南学派，在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的研究中，“华南”不只是地域，更是一个方法论的实验场。今天的地方性写作也不应当是文学地域学或风格论，而应成为书写新内容、创造新形式的实验场，拒绝陈腐，为创作与研究提供新视野。
回首往昔，我们有过教训，有些所谓地方性写作，拼凑出种种僵化的符号，却从不与当代生活对话；有的展示都市文明所“钦定”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只是满足于自居中心、心灵空虚的都市人的单调胃口；有的展示奇风异俗的蛮荒故事，沦为国界内部的“东方主义”式书写。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今天的地方性写作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流动、相对化的视野去处理中心/边缘、普遍/特殊等命题。
曾攀：正在崛起的文学新浪潮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的议题蔚然成风，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等，不断开拓着新的“疆域”。然而，如是之命名狂欢背后的精神局限和文化焦虑所在颇多。应当指出的是，新的“地方”性的要义不是简单地回到地方，而是周旋于“地方”以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又或是以更为宏阔的视阈和新颖的理论观照“地方”。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下新的地方性美学的形成，恰恰需要走出既往狭小的地域观念，走向未知和开放，塑造新的联系、联动与联想。
我们当下重新提及“地方”，不是识别和归类作家，而是指向美学的自觉或自反；不是指认和规约文学本身，而是汇聚流派、思潮，以实践文学革变，开启历史新声。当代中国新的“地方”性并不是定于一格的美学准绳和形式准则，不是文学自身的闭门造车以及固化的认知流动，更非不同地域的割据和分裂，却是一种在探索中不断更新，回向自身又放眼于外的修辞形态，其中包孕的是区域联动及地方自新，意味着反思性的价值趋向和创造性的美学意味，熔铸并重构不同艺术样态及其所勾连的文本形式。
当代中国的地方性文学新浪潮，既有迎合中形成的写作自觉，也不乏拒斥和抵抗的存在，我们恰恰是要超越诸如此类的二元分化，从是非与对立中逾离出来，回到文学本身，循此试探未明的边界、践行未竟的鼎革。
在我看来，写作者之于其心神怀兹的“地方”而言，心灵和情感的距离自然可以亲密无间，但更迫切的是保持美学的距离，以此生成新的意义的流动，祛除言语的陈腐和虚空的吟唱。“地方”并非其来有自，而是在语言修辞中建构并在美学意义中塑成，因而重要的不是写出什么样的空间，而在于写作立场的彰示以及文本阈值的扩展，其中显影之视野可以由内向外拉长，亦可由外而内加以调焦，不仅是以“地方”为原点推向无远弗届之处，获致阔大和宏通；而且也基于不同的外部坐标观照、对焦和凝视那个灵魂与心理的端点，这是发现自我之内面与地方之内质的关键。也就是说，当代意义上的“文学—地方”并非简而化之的乡愁式与风俗地理性的书写，其更倾向于一种向内开掘的关乎情感结构和灵魂等深的勘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