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十月太阳历计算，一个月是36天，一年十个月，到了农历十月，也就是秋收之后，彝族年也就来了，这个时期正是阳历十一月，意味着元旦和汉族年也紧随其后。像我们这种特殊家庭，妈妈是汉族、爸爸是彝族，相当于一年要过两个年，彝族年过完紧跟着过汉族年。但无论经济还是精力，过两个年都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这样过，一定会过得手忙脚乱。侧重于过汉族年还是过彝族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直到后来奶奶说，一个家庭主要还得听女人指挥，女主内，男主外，一个男人不包容和尊重自己的女人，那他在外面也闯不出什么名堂。妈妈也说，男人没有胸怀就没有天下，只想着回家跟老婆争夺过年，家庭幸福指数就不会太高。两股恩威并施的力量之下，我爸爸对彝族年也越来越不上心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彝族年杀一头小黑猪，问候一下我们祖上那些大小毕摩，后来小黑猪也懒得杀了，什么仪式也没有了，逐渐侧重甚至专门过起了汉族年。但汉族年我们过得也不专业，不到过年那天，就早早地在冬月上旬开始杀猪，正巧挤在彝族年和汉族年中间，似乎是暗示公平公正对待两个节日。谁也不能说哪个年最重要，只能说同等重要。所以我们家的年，大概是在11月开始过，比彝族年多那么几天，比汉族年少那么几天。

可能因为我爸爸主动放弃了庆祝彝族年，导致我格外羡慕可以正经庆祝彝族年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到了彝族年放假，他们无比高兴，而我十分落寞——都怪我们家那时候穷困，要不然，两个年都过，才叫热闹。可我无法实现这种愿望，每到彝族年，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像我们家的年被什么人偷走，或者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其中一个年卖掉了。面对彝族同学的时候，我特别自卑——我们家不怎么过彝族年，导致他们甚至偶尔怀疑我到底算不算彝族，也许只能算半个彝族。不能完全跟彝族同学打成一片，是我小学时期的遗憾。但不妨碍我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仍然还有几个要好的彝族同学，他们都对我很包容。其中一个同学是我的表姐，每年我都会跑到她家过年，弥补了我不能在家里过彝族年的缺憾。

彝族的年和汉族的年是有极大区别的。彝族的年，年味沉潜在深处，像陈年老酒，历久弥香，所以可能更适合上了年岁的人。它包含着后辈对先祖深邃的敬爱和追思，以及对牲畜田产之类的祈福，比汉族年看上去少了几分外在的欢闹。小表姐在那个时候，最兴奋的就是杀猪那一天，也许对她来说，只有那一天才算是真正的过年。那天她可以爬到松树上砍些松树枝桠，新鲜的松针还挂在枝条上，我们要拖着沉甸甸的松枝回去，一些用来祈福，一些另作他用。我们还会在杀猪的头两天到松林里割野蕨，这种东西，一出太阳就晒干了。在高原上，只要不下雨，哪怕是冬天，阳光仍然充足而且热烈，这种气温也只有这个号称“离太阳和月亮最近的地方”才有。杀猪时，用它包裹猪，就像包叫花鸡那样，再点燃，翻滚着将猪毛烧得干干净净，再把火钳子烧红了，钻一钻猪耳朵，将它耳朵里的毛发也一根不剩地燎掉，还要将猪的表皮烧得比黑猪本身更黑，烧出一股可以在旷野中回荡三天三夜的香气，这才算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刮猪毛——其实应该说刮猪皮，猪毛早已燎完，用刮子刨一刨，金黄色的肉皮就显露出来。冒着热气的坨坨肉从锅里捞起来，意味着新的一年香气扑鼻地开启。

我有时候会带着汉族年的情感参与到彝族年中，或者说，我还太小，尚且搞不清彝族年需要注意些什么，仅知道吃饭、送礼和回礼的礼仪。有一年，我怂恿表姐在过年那几天也放上几颗鞭炮，她轻微地训斥了我，说那样是不对的，就算看电视，也不能在过年那几天看打打杀杀的，要安安静静地过年，缅怀先祖，诚心祈福，敬重自然。“你见过自然界这样大吵大闹吗？”她问我。我说：“我见过，风吹山野就咣当咣当响。”她说：“不对，风吹山野不是咣当响，是别的响。”我说：“不管什么响，它总是响的。”她说：“还是不对，那种响不是真正的响，那种响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安静。”她说，她的父辈就是这样告诉她的，自然界所有的响，都是一种更深的安静，所以我们人类应该保持最淳朴的安静。当时，她说得一本正经，但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想来，大概也有点懂了，万物的响都是向着静谧去，所有的旧年都向着蓬勃的新年去。

现在的彝族年更具有包容性，在城市中，我见过彝族对联，他们会把祈福的话写成对联，也贴到门框上。还有各种标识着彝语言的喜庆的字画、彝文书法、彝族年画，以及一些非遗手工藏品，也会贴在洁白的墙壁上。彝族年正在以新的方式进入到新的时代，彝族人正在以开放的胸怀迎接新的生活。

我爸爸的年仿佛是在无声之中胜了我妈妈的年，但要说他们两个的年谁的更重要，确实分不清高下。我喜欢静谧的年，它像勇敢的荞麦，生长在浓雾弥漫的高原山坡，也喜欢热闹的年，红红火火、激荡人心。不管我们过哪一个年，都预示着新的生活就在眼前，是对旧年的告辞，也是开启新年的大门，都是怀着更多的期许，朝着更美好的生活去。